文化遗物的发现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400页(3504字)

长期以来,中国的旧石器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努力寻找早更新世的人类文化遗物。1960年在山西芮城县西侯度(贾兰坡、王建:《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文物出版社,1978年)。1978年在河北阳原县小长梁、1981年在河北阳原县东谷坨发现了据称是早更新世的人工石制品。在中国南方,1973年发掘元谋猿人化石地点时,发现了三件用石英岩制作的刮削器。

时代肯定、材料丰富的是中更新世时期的人类文化遗物。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猿人遗址曾多次继续发掘,但文化遗物发现数量不多。主要成果是完成了对北京猿人石器的系统研究(裴文中、张森水:《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年)。解放后陆续发现了一批新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地点。1959-1960年在山西芮城匼河(贾兰坡、王择义、王建:《匼河——山西西南部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遗址》,科学出版社,1962年)、1964-1966年在蓝田猿人地点以及1974-1975年在辽宁营口金山下部地层中都发现了这个时期的石制品。从石器类型来看,蓝田猿人文化同匼河文化以及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丁村文化可能有较密切的关系,而金牛山下部地层的石制品与北京猿人石器相似,显示了两者文化上的密切关系。

在中国南方,1964年在贵州黔西县发现了观音洞遗址,1971-1972年在湖北大冶县发现了石头遗址。研究结果表明,观音洞文化是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文化,而大冶石龙头的石制品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材料较多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遗物。

此外在山西、陕西、河南、贵州等地区也发现了一些这一时期的地点和材料。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旧石器时代中期的研究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但是从5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来,有了一系列的新发现。1954年在山西襄汾丁村一带的晚更新世的砂砾层中发现大量石制品,被命名为丁村文化(裴文中等:《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8年)。1980年和1981年发掘丁村80:01地点,又获得近300件石制品。1972年在陕西长武窑头沟发现了约200件石制品,研究者将这些发现与其他一些地点的发现命名为泾渭文化,并认为它与水洞沟文化可能有更密切的渊源关系。1973年和1975年在辽宁喀左鸽子洞也发现了280余件石制品和用火遗迹,它是北京猿人文化的延续和发展。1974年和1976年在许家窑遗址发现10000多件石制品以及大量的石球。石器的打制技术和风格与北京猿人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1978年和1980年在大猿人化石地点发现一批石制品,也属于我国北方以小石器为主的文化传统。此外在北京、山西、陕西、河南等地也发现了一些这一时期的遗址地点和文化遗物。

与旧石器时代中期相比,从北到南发现了更多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解放前曾把宁夏水洞沟和内蒙乌审旗大沟湾发现的石制品放在一起称为“河套文化”,作为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代表。解放后在这两个地点都发现了新的材料,根据各方面的证据已改订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古人类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

在中国北方,1960年在河南安阳小南海遗址发现了石制品7000多件,还有装饰品和用火遗迹。研究者认为小南海文化遥承北京猿人文化而有所发展,从它有类似细石器的细小石器来看,有可能是中国中石器及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先驱。1986年在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发现石制品15000多件,还有装饰品和用火遗迹。石制品中细石器和小石片占主要成份,研究者认为峙峪文化的意义在于它是北京猿人文化与细石器文化的联系环节之一。1972-1975年在山西沁县下川遗址发现大量石制品,其中绝大多数是细石器。研究者认为下川文化属于典型细石器传统,在文化分期上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后一阶段,并认为以楔状石核为特征的分布于东亚、北亚、北美的这一典型细石器技术传统,应起源于中国华北一带。1972-1974年在河北阳原头梁遗址也发现大量石制品、装饰品和用火遗迹,楔状石核和式样繁多的尖状器是其代表性器物。研究者认为这一遗址的文化时代应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较晚阶段,虎头梁文化与峙峪文化应有文化发展上的渊源关系。还有1981年发现的辽宁海城仙人洞遗址,除发现了近10000件石制品和用火遗迹外,还有用动物牙齿和石料磨成的钻孔装饰品、用鹿角和骨片磨制的骨针、骨锥以及两侧有倒刺的叉,成为我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最重要的文化遗址之一。

在中国南方,属于这一时期的重要遗址有1960年发现、1972年正式发掘的四川汉源富林遗址,发现石制品5000多件,主要特征是小石核、小石片和小石器占优势,属于小石器传统。1973年在贵州水城县发现的硝灰洞遗址,发现53件石制品和用火遗迹,主要特征是用锐棱砸击法打制石片。1974年在贵州兴义发现的猫洞遗址,出土石制品4000余件、骨角器14件及用火遗迹。主要特征是打片以锐棱砸击法为主,修理石器的主要方式是向破裂面加工,这是一种新的区域性文化,与硝灰洞的石制品关系密切。1976年发现的四川铜梁遗址,发现石制品300多件,它与观音洞文化的关系较为密切。1979年在贵州普定县发现的穿洞遗址,从石制品来看,与猫猫洞遗址属于同一文化类型。还有1982年在贵州威宁草海的发现,其石制品与观音洞文化可能同属一个传统。

此外在山西、河北、陕西、内蒙、青海、甘肃、山东、河南、黑龙江、辽宁、江苏、湖南、四川、云南、江西、湖北、广西、台湾等地,也发现了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或可能是这一时期的文化遗物。另外在西藏定日、青海可可西里、内蒙清水河和阿拉善等地地表采集的石制品,也可能是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

综上所述,解放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发现了大批新的地点,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研究水平也有了显着的提高。现在旧石器时代的各个时期都有一些重要遗址作为代表,我们对中国旧石器文化的面貌及其轮廓有了更情楚的了解,这就为建立中国旧石器文化体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已经积累的资料基础上,有些学者作了综合性研究,勾画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特征:石片和利用石片制造的各种石器在全部石制品中占重要的比例;各类石器以单面加工的为主,石器的基本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端刮器、砍砸器几大类,但以刮削器和尖状器为主要内容。随着时间的发展,各种石器在不断改进和完善,它们的比例也有所变化,同时不断有新的类型或式样的工具出现(《古人类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

关于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系统的探讨,有的学者认为,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至少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匼河——丁村系”或称为“大石片砍砸器——三棱大尖状器传统”;另一个是“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或称“船头状刮削器——雕刻器传统”,并认为后者在更新世中期到更新世晚期这段时间内是一个丰富多采的文化系统,在华北分布很广,它是华北新石器时代细石器文化的先驱。(贾兰坡:《贾兰坡旧石器时代考古论文选》,文物出版社,1984年)。

近年来发现了一些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其区域性特点十分明显,因此,有人提出应注意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复杂性的问题。

【参考文献】:

吴汝康:《中国古人类学三十年(1949-1979)》,《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8卷第1期,1980年。

吴汝康:《中国古人类学的迅速发展——纪念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55周年》,《人类学学报》第3卷第4期,1984年。

张森水,《五年来中国旧石器文化的研究——纪念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55周年》,《人类学学报》第3卷第4期,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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