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城邑与边塞遗址的勘察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412页（1955字）

一、汉长安城的发掘 1956年迄今，对汉长安城城墙、街道、城门、宫殿、武库及南郊明堂、辟雍、王莽九庙进行了持续的勘察与发掘。现已查明，汉长安城平面略呈方形，四面城墙总长25700米，与《汉旧仪》的记载大体相符。每面有三个城门，每个城门各有三个门道，每个门道的宽度等于四辆车轨。主要大街都分成平行的三股，中间的一股是专供皇帝通过的“驰道”。长乐宫、未央宫、桂宫等主要宫殿和武库在城的南部和中部，占全城的三分之二；东、西市和官府手工作坊在城的西北部；一般居民区则在城内东北隅。皇室、官僚、平民、官工隶徒的居处有严格区分，成为汉代中央集权制帝国的一个缩形(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考古》1982年第5期)。

二、东汉洛阳城的勘察 1954年以来的勘探，查明了全城的平面形状、规模、城门和街道的布置，推定了南宫和北宫的大体范围，并对城南的明堂辟雍、灵台和太学遗址进行了发掘。灵台的发掘，为古代天文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太学遗址中出土了一批汉、魏石经残片(同上)。

通过对汉代两京的深入研究，王仲殊认为，西汉初年开始营建的长安城，较多地保留着周代礼制的遗风，就其整体布局看，确有许多与《考工记》符合之处；而东汉洛阳城的设计(包括城的平面形状、城门的分布、宫殿和市的位置等)则已摆脱了《周礼·考工记》的规制(同上)。

三、汉代城邑遗址的发现 各地发现的汉代郡、县城邑近二百座，其中内地的县邑和北方长城治线屯戍性质的城邑，数量各占一半。一般都有夯土城垣，城内有衙署建筑、居民和手工业作坊遗址，有的出有封泥、印章，城外有同时期的墓地。经与《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对照，有许多城址已可确定县名，有的是郡、国的治所。其中做过较多工作的有临潼的栎阳县城、洛阳的河南县城、河北武安的午汲古城、福建崇安的城村故城、呼和浩特的定襄郡安陶县城、奈曼旗沙巴营子古城等。

四、长城和沿线障塞、烽燧遗址的调查 通过实地勘察、发掘，突破了以往仅靠古籍资料考订的局限，澄清了某些史实，并有许多重要的发现，开拓了长城史研究的新局面(文物编辑委员会：《中国长城遗迹调查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秦汉长城遗迹的调查》，《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勘察结果表明，秦汉长城是在战国秦、赵、燕三国长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秦代长城主要是将原战国秦、赵、燕长城连接起来，并新建了若干地段。目前可认定的秦代长城起自今甘肃省岷县(一说临洮)，经宁夏北上进入内蒙古境内，沿狼山、大青山北麓逶东去，止于辽宁阜新一带。考古发现的原燕国境内的一段长城，比过去单从古籍推定的位置向北推移了约120公里。

经勘察证实，西汉长城除重修秦长城外，恢复利用原燕国长城的东段，从阜新向东北，然后又折向东南，直达浿水即今鸭绿江；又新筑了从内蒙居延海至甘肃、新疆的西部长城。

对史学界有争议的“武帝外城”也进行了调查。在阴山以北，武川县、达茂旗一带发现两条南北并列向西北方向延伸的长城基址。其中一条与额济纳的汉长城衔接，至于这是否即是武帝时增设的长城复线，还有待于更深入的考察。

从新疆的罗布淖尔、甘肃敦煌至内蒙古额济纳，以及由内蒙潮格旗至奈曼旗一线，已发现长城沿线的障塞、烽燧遗址数百处。仅1972－1976年，在额济纳地区金塔县至居延海长300公里的一段，即发现障塞十余处、烽燧一百多处。其中对破城子甲渠侯官遗址、甲渠塞第四燧和肩水金关遗址以及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马圈湾烽燧址进行了发掘，获汉简两万多枚。从而对汉代障塞和烽燧的建筑形制以及烽火制度获得了较完整的认识。

四、长城沿线边城附近往往发现汉墓群，大多是西汉中、晚期和东汉墓，与边城及障塞的使用年代相当。这些汉墓的发掘，为进一步研究汉帝国开发、戍守长城边防地区的历史提供了依据。

【参考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