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陵墓的发掘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413页（4713字）

在汉帝国的版图内，各地都有汉墓发现。迄今经过发掘的汉墓估计在万座以上，以河南、陕西、甘肃、山东、江苏、湖北、湖南、广东等省、所做的发掘较多。

一、帝陵的勘察和陪葬墓的发掘 1962年以后，对西汉帝陵进行的实地勘察，澄清了宋代以来的一些地理图志关于西汉帝陵方位记述的谬误，确定了渭河北岸咸阳塬西汉九陵的方位及其排列顺序，地处西安市东郊的文帝霸陵、东南郊的宣帝杜陵也得以证实。同时，对西汉陵寝制度有所了解；对高祖长陵、惠帝安陵的陵邑也进行了勘探；对文帝窦太后陵侧的陪葬坑做过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刘庆柱、李毓芳：《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3年)。

帝陵附近都有许多臣属的陪葬墓，现已查明的有175座。1970－1976年，曾对咸阳杨家湾村的两座长陵陪葬墓进行了发掘，根据《水经注》所记方位和墓中出土的银缕玉衣片，推测为汉初名将周勃、周亚夫父子之墓。其中一墓还发现有11座兵马俑陪葬坑，其性质应与秦始皇陵兵马俑类似，只是规模较小(同上)。

东汉帝陵，除献帝禅陵外，都应在洛阳北面的邙山上，只是至今尚未得到证实。

二、诸侯王、列侯墓的发掘 汉代诸侯王和列侯等高级贵族墓，多数是60年代末以来发掘的。

西汉时期的诸侯王墓，有许多仍然是规模巨大的竖穴木椁墓，如长沙象鼻咀和陡壁山的吴氏长沙国国王、王后墓，北京大葆台的广阳王墓，江苏高邮天山的广陵王墓，河北定县中山怀王刘修墓等。其共同点是使用重椁、套棺，椁外用柏木枋堆垒“黄肠题凑”。“黄肠题凑”实际形体的发现，使东汉郑玄以来的经学家们关于帝王陵寝中黄肠题凑的误解得以廓清(《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着名的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及王后窦绾墓，是“因山为藏”的崖洞墓，出土文物四千余件，其中有考古学史上第一次发现的完整的金缕玉衣。1980年出版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做了详尽报导(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管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与满城墓形制近似的，还有在曲阜九龙山发掘的鲁王墓。

1983年发掘的广州象岗南越王墓，是80年代考古学上的重大发现。墓室由石板筑成，出土文物一千余种，由一枚铭为“文帝行玺”的龙钮金印，可确定墓主是第二代南越王(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年第3期)。这座墓的发掘，对秦汉时期开发岭南和南越国历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在扬州、徐州和定县等地还发掘了一批东汉时期的诸侯王墓，多是巨大的砖室墓。

列候一级的墓葬，最重要的首推马王堆轪侯家族墓(《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它以保存一具完整女尸、出土大量漆器、丝织品和帛书闻名于世。此外，安徽阜阳汝阴侯夏侯灶墓、安徽亳县东汉末年曹氏宗族墓等，都有一些重要发现。

三、官僚、地主墓葬的发掘 这类墓葬，约占已发现汉墓的十之八、九。因墓主身份以及年代、地区不同，墓的规模和形制存在着差别。其间也包括少数太守一级高级官吏的墓葬。发掘数量最多的有洛阳地区近千座、长沙地区一千多座、两广二千多座，其年代多从西汉早期到东汉末年。以《洛阳烧沟汉墓》(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长沙发掘报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广州汉墓》报告(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为代表，做过较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为中原、长江中游和岭南地区汉墓的分期断代，建立了可资借鉴的标尺。

山东、苏北、河南南阳、陕北与四川境内，曾发掘上百座东汉时期(或早到西汉晚期)的画像石墓，以山东、苏北发现最多。50年代曾出版《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曾昭燏等：《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江苏徐州汉画像石》(江苏省文管会：《江苏徐州汉画像石》，科学出版社，1959年)和《陕北东汉画像石刻选集》，(陕西省博物馆：《陕北东汉画像石刻选集》，文物出版社，1959年)。近年又有几部关于汉画像石墓的专着问世，以大量新发现的材料为基础，对汉代石刻画像墓产生的背景、画像题材、雕刻技法、年代、分期等问题，进一步做了较深入的研究。

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和辽宁还发现过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的壁画墓。着名的有河北望都一、二号墓和内蒙和林格尔壁画墓。和林格尔墓的壁画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是以车马出行图的形式描绘了墓主人生前的仕途经历；还有一幅庄园图，则展现了耕作、放牧、饲养、采桑等庄园生产活动的图景。

此外，湖北江陵地区的汉墓以及河西走廊武威等地的汉墓，都为各地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四、贫民墓葬的发掘 洛阳汉墓中，有一种结构简单的土洞墓，随葬品很少，墓主可能是农民或手工业者。1955年，在洛阳涧河西岸一片洼地所发掘的70座墓更加简陋，死者可能是失去土地的贫民，与统治阶级的厚葬形成鲜明对照。

五、秦汉刑徒墓的发掘 秦汉刑徒墓地已发现三批：东汉洛阳城南部的刑徒墓地，占地五万平方米，1964年在大约二十五分之一的范围内发掘刑徒墓500多座；1972年在陕西泾阳景帝阳陵附近发现的刑徒墓地，占地八万平方米，只发掘了20余座；1979年在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发现刑徒墓100余座，发掘30余座。秦和东汉刑徒墓地都有用瓦片或残砖刻写的墓志文，铭刻着死者姓名、刑名、籍贯或调自何处狱所等内容。刑徒墓地的发掘资料，对于揭露秦、汉王朝的阶级本质，探讨秦、汉刑律的刑徒制度，都具有无可争议的价值(《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汉代陵墓发掘和研究的主要收获，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汉墓年代学的建立，这是汉代考古的一项基础工作。随着洛阳、江汉、长沙、广州等几个主要地区汉墓编年标型序列的建立，使大部分汉墓的年代得到较明确、可靠的推定。对于一些重要墓葬，还可根据推定的年代，参照文献记载，对墓主身份做出判断。墓葬出土实物(包括一些在物质文化史和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珍贵文物)的年代及归属也随之确定。这对于史学研究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2．通过汉墓发掘，对汉代丧葬制度，如在帝王和高级贵族墓中使用“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外藏椁”的制度、玉衣制度以及对前代棺椁制度、殓衾制度的沿袭情况，有了较清晰的认识，澄清了过去囿于文献考据所产生的种种误解。同时，对两汉400年间葬俗的演变，如合葬的发展，墓室结构的变化，随葬品组合的变化等等，有了系统明确的认识(王仲殊：《中国古代墓葬概说》，《考古》1981年5期；《汉代墓葬》，《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葬俗的变化最早是从关中和原秦国所占的南郡、巴蜀等地开始的，西汉中期以后波及各地，至东汉中叶趋于完成。秦汉时期墓制、葬俗演化规律的揭示，对于重新认识秦汉历史，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3通过秦汉墓葬的发掘，为研究秦、汉社会制度，直接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新资料。诸如云梦秦墓竹简关于官、私奴隶和刑徒的记载，江陵凤凰山等地汉墓中手持农具的生产奴隶俑的出土，各地东汉墓中反映庄园生活与豪门割据情况的模型、图像材料等等。人们借助这些古籍未载的新材料，对秦汉时期的土地所有制、阶级关系、社会性质以至古史分期问题，重新提出了讨论。例如：

黄展岳认为，透过秦律简文，可以推定，秦自商鞅变法至二世灭亡，土地归国家所有，实行授田、租田制度，国家并直接控制大量土地，役使隶臣妾耕作，官(隶臣、隶妾、隶臣妾)、私(人奴、人奴妾、臣妾)奴隶与数量惊人的刑徒构成秦社会的阶级基础。相反，一些年来流行的商鞅变法废除奴隶制、推行封建制的说法，在律文中是找不到根据的(《云梦秦规简论》，《考古学报》1980年第1期)。李裕民也持类似看法(《从云梦秦简看秦代的奴隶制》，《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云梦秦简的整理者之一李学勤认为，“睡虎地竹简秦律的发现和研究，展示了相当典型的奴隶制关系的景象。”针对那种认为秦的社会制度比六国先进的看法，指出“从秦人相当普遍地保留野蛮的奴隶制关系来看，事实毋宁说是相反。”他强调近年有关秦的考古发现“使我们感到必须重新描绘晚周到秦社会阶级结构的图景”。但他认为，到了汉代情况有所不同，“不仅刑徒的性质得到改变，私人奴隶即奴婢也逐渐减少了”，表现出奴隶制关系的衰落(《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

俞伟超则通过对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祭、人殉与人俑制度的演变、战国青铜器铭刻和秦简关于刑徒的记载、墓地布置所反映的土地所有制的变化等方面的论证，提出中国古代社会分成两个阶段，“夏、商、周三代是处于家内奴隶制阶段；春秋晚期至两汉则发展到具有自身特点的劳动奴隶制阶段”。并认为“秦汉时期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的罪犯奴隶，以极大的规模扩充起来，成为中国类型劳动奴隶制的一个显着特点。”(《古史分期问题的考古学观察》，《文物》1981年第5、6期)。

上述论者之间，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关于汉代的社会性质，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无疑是对前二、三十年间占统治地位的史学观点的正面挑战。根据地下出土实物资料，结合文献记载，解决秦汉时期社会历史问题，是摆在考古学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有关的讨论，还有待在更大的深度和广度上展开。

4．汉墓资料还具体地展现了统一的汉文化形成的历史进程。约在汉武帝以后，汉帝国版图内各地的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渐趋一致。春秋战国各诸侯国故地及边远民族地区原有的相当强烈的地方色彩逐渐淡薄。考古学家们一致认为，这反映出伴随汉民族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文化面貌也达到了空前的统一。

【参考文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