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589页（1795字）

近几年哲学工作者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实践的含义、要素、特征和形式，以及实践标准的唯一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等问题，如胡福明《关于实践的特点、本质》(《安徽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钟克钊《实践要素及其认识论的意义》(《哲学研究》1981年第6期)、陆道廉《论实践的能动性》(《南京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石国强《略论实践检验真理的复杂性》(《江海学刊》1984年第2期)等。有的学者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后标准，但不是唯一标准(孙叔平：《在“实践标准问题”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江苏社联通讯》1980年第9期)。也有人认为，只有“唯一”两字，才表示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本质，才能扫除掩盖在真理问题上的唯心主义污垢(吴建国、崔绪治：《坚持实践观上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这些观点也是全国讨论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探讨了存在与思维的关系、物质概念、量变与质变、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等问题。省社会科学院萧焜焘在《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中，系统地论述了“否定”在辩证法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否定作为一个哲学、逻辑范畴，与辩证法是同义的，构成了辩证法的灵魂。这篇论文在哲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近些年不少文章探讨了“度和关节点”的问题，省社会科学院杨六奇、蒋兆年、张锡金提出了度不是关节点的观点，认为度是事物的质所能容纳的总量，关节点是不同质态的两个事物之间的界限(《论度和关节点》，《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这种见解在全国讨论中成一家之说。苏州大学崔绪治对“中断”概念进行了探讨，认为这是同飞跃一样重要的概念(崔绪治：《论“中断”》，《争鸣》1983年第2期)，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哲学工作者主要探讨了人性和人道主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等问题，如李华钰《关于人的本质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王灿《关于“人”的哲学研究问题》(《江海学刊》1984年第4期)。徐州师院袁宗亮就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含义，对目前哲学教科书普遍采用的“单一论”观点提出质疑：如果说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才是该社会的经济基础，那么其余的生产关系属于什么呢(袁宗亮：《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质疑》，《徐州师院学报》1983年第2期)?对启发思想不无益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面则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异化理论、列宁的辩证法思想等，还探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南京大学孙伯镫参加编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是一部多卷本的学术专着，已出版的第一卷系统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发展过程和伟大意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观转变、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标志等问题上，突破了传统观点，提出了新的见解。具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周景颢的《〈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上的地位》(《江海学刊》1983年第3期)、胡福明的《“异化劳动”理论初探》(《群众论丛》1981年第3期)、滕云起的《实事求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精髓》(《群众论丛》1981年第6期)等。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主要集中在对一些人物的哲学思想研究上，南京大学刘毓璜的《先秦诸子初探》(1984年)集中探讨了先秦各家的哲学思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阎韬的《专制宗法与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第4辑，三联书店)，分析了专制宗法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逻辑学方面，重要成果有莫绍揆的《数理逻辑教程》(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李廉《辩证逻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年)、吴建国《中国逻辑思想史上类概念的发生发展与逻辑科学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等。在外国哲学方面，南京大学夏基松的《当代西方哲学》和《波普哲学述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1982年)得到学术界的较高评价。在研究范围极广的自然辩证法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探索，重要论文有张之沧的《生物进化中的偶然性》(《哲学研究》1983年第1期)、郑毓信的《数学直觉浅析》)《哲学研究》1983年第7期)、王众的《论中医学基本的哲学方法》(《医学与哲学》1982年第9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