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研究方面的其他成果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584页（4687字）

除了以上具有自己特色的5个专题以外，在文史研究方面还取得如下成果。

古代文学 山东大学肖涤非撰着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近由作者作了较大的修改，于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是目前国内有关乐府诗的重要着作。由龚克昌编着的《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论述了汉赋的产生、发展、变化及其成就，评述了西汉主要赋家，这是建国以来国内第一部比较全面、系统、深入论述汉赋的专着，受到国内外有关学者好评。华盛顿大学教授、汉学家康达维誉之为分析汉赋“最精辟、最具有启发性的一部着作。”

曲阜师范大学刘乃昌在苏轼研究方面颇有独到之处，先后出版了两个集子——《苏轼选集》(齐鲁书社，1980年)和《苏轼文学论集》(齐鲁书社，1982年)。《选集》选目精当，编年有据，行踪考辨翔实，注释简明准确，兼以融诗、词、文三体于一炉，卷首撰有20000余字的文章，总论苏轼及其文学成就，为一般读者全面领略苏轼的文学风貌提供了方便。《论集》则在《选集》基础上，对苏轼及其文学展开了系统深入的论述，一反苏轼、王安石分别代表大地主阶层和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的传统观点，认为苏、王之争乃是“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政见之争，是士大夫围绕怎样更有效地巩固地主阶级统治而进行的争论。”刘乃昌在《文学评论》1984年第2期上发表的《宋词的刚柔与正变》，针对宋词是否可以划分“婉约派”和“豪放派”这个长期争论的问题，提出了宋词兼具刚柔的新观点：在宋词的发展中，柔派为正，刚派为变；柔派发展在先，刚派发展在后；柔派是正统的，刚派是革新的；柔派是固有的，刚派是新兴的。

牟世金撰写的《文心雕龙译注》(上、下两册)，由齐鲁书社于1981年、1982年分别出版。此书被公认为国内现有4种全译本中最好的一种，受到高度评价。牟世金的又一力作《雕龙集》，收录了他研究古代文学艺术理论的论文10余篇。该书被国内一位专家评价为“不是单纯对古代诗文理论的研究，而是结合音乐、绘画、书法、舞蹈等艺术理论进行综合研究，因而发现了新的问题，提出不少新的见解，在研究方法上也是一个创新和发展。”日本的一位教授安东淳在其着作中也多次引据《雕龙集》，认为牟世金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见解。关德栋着作了《子弟书丛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曲艺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前书是收集子弟书最多的一个集子；后书收曲艺论文22篇，其中关于变文和子弟书的论文影响很大，经常被国外一些学者作为文献引用。

近代文学 谷辅林撰写的专着《郭沫若前期思想及创作》(1984年)和论文《郭沫若世界观中的泛神论问题》，对郭沫若前期思想与文学创作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郭沫若前期思想及创作》对郭沫若的思想发展条件、文艺思想、泛神论及其诗歌、戏剧、小说、散文等文学创作进行了探讨，从客观的社会环境、思想动力、马克思主义的学习、革命斗争的实践等方面，系统分析了郭沫若思想发展的条件和基本规律。对泛神论问题作了重点研究，从郭沫若世界观中泛神论思想的形成、潜伏、爆发、削弱、逐渐消失等不同阶段，探讨了泛神论与郭沫若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以及他的创作的关系，克服了过去一些人过分强调泛神论的积极或消极作用的片面性。作者在分析了西方泛神论思想和庄子的“泛道论”思想的基础上，指出郭沫若泛神论思想的来源主要是西方的，只是由于误解，才从庄子那里得来似泛神论的“泛道论”。

近几年来，山东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郭延礼陆续出版了研究秋瑾文学的专着3部：《秋瑾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秋瑾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秋瑾文学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编辑了《秋瑾研究资料》(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并发表有关学术论文18篇。《秋瑾年谱》资料丰富，精于考证，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在《秋瑾文学论稿》中，作者以恩格斯所提出的历史的和文学的观点，对秋瑾的文学创作进行深入研究，指出浓郁的爱国主义思想、革命激情、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是秋瑾诗词的主要特点，该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秋瑾文学活动的专着。日本的《清末小说通讯》1986年第3期，以《郭延礼秋瑾研究论着目录》为题报道了他儿年来研究秋瑾的一系列学术论着。

汉语音韵学 殷焕先在这方面造诣精深。他着的《反切释要》(1979年)，是积20多年教学经验，在早年《反切释例》(1962年)和《反切续释》(1963年)的基础上写成的一部使音韵学变“绝学”为“通学”的重要着作。殷的代表性论着《破读的语言性质及其审音》，论定破读当自上古始；《上古去声质疑》，从破读考察上古声调，在方法上独辟蹊径，是殷焕先几十年思考的结晶。文学和文字改革，也是殷焕先几十年研究的重心之一。其论着《汉字三论》讨论汉字“六书”的性质和汉字教学问题，阐述了新见解。

历史学 李发林撰写的《山东汉画像》(齐鲁书社，1982年)，对山东汉画像石资料的搜集、整理比较完备，对其年代、技法的分类和分期都作了详细的研究和考证。这是目前研究山东汉画像石的唯一专着。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早在50年代，山东大学王仲荦就撰着了一部《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册于1961年出版，下册因“文化大革命”而未能排印。粉碎“四人帮”后，作者对下册加以增订、改写，先写成《魏晋南北朝史》于1979年出版。这部书有关经济、文化、少数民族等章节写得比较充实，重视总结历史治乱兴衰的经验，被史学界公认为建国以来中国史研究的一大收获。主仲荦的《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都是他在20多岁时写的，后经不断修改、补充，到1979年、1980年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北周六典》虽主要记述北周的官制，但资料宏富，举凡北周一代的典章故实几网罗殆尽，故亦具有《北周会要》性质。旧史《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对西魏北周的州郡县设置沿革多语焉不详，因此北周的疆域面貌混淆不清，王仲荦从多方面勾稽资料，排比考证，写成了《北周地理志》，弥补了这个缺陷。近年来，王仲荦积长期研究结晶，又出版了《隋唐五代史》，全面阐述了隋唐时期的社会面貌、发展规律及其他重大历史问题。他的《曹操》一书，认为淝水之战是以东晋政权为代表的汉族人民反对落后少数民族的正义战争；《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一书，则系统阐述了魏晋封建论的观点。

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涉及的主要问题有：土地制度、剥削制度和社会经济，阶级关系和农民战争，政治制度与社会政治，民族融合和民族战争，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以及主要历史人物评介。

甲午中口战争，山东是其主战场之一。山东社会科学院戚其章先后撰写了《北洋舰队》(1980年)、《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对甲午战争作了专门探讨，对一些学术界有争论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其中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有：(1)关于北洋舰队的评价问题，成其章在《北洋舰队》和有关论文中认为，对北洋舰队必须“一分为二”；它的主流是反侵略的，尽管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它的战斗力并不逊色于日本联合舰队，不愧为一支经过近代军事技术训炼的、有相当军事素养和战斗力的近代海军。至于洋员，是被雇佣的，并未掌握舰队的实际领导权和指挥权。(2)关于甲午战争和洋务运动的关系问题，戚其章认为，虽不能说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但可以说宣告了洋务运动的最后失败，它说明此路不通。从此之后，洋务企业为民族资本企业所取代，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3)关于帝后两党战和之争的问题，戚其章认为，战和之争在甲午战争中贯彻始终。一般说来，帝党始终主战，后期被迫议和；后党始终主和，而前期主战是迫不得已。(4)关于历史人物刘步蟾、丁汝昌的评价问题，戚其章在《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中肯定刘步蟾在甲午海战中临危不惧，指挥若定，战斗英勇，战功卓越，最后终于献出了宝贵生命，因而他是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将领；关于丁汝昌，认为他是一个有骨气的能够以民族利益为重，宁死不屈，最后自杀殉国的爱国将领。

山东师大刘祚昌着作的《美国内战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是国内美国史研究领域第一大部头专着，书内提出的一些观点(如林肯不是一个废奴主义者)，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注意和争论，对于美国史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他主编的《世界史·近代史》也得到学术界的好评，被一致公认为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出版的有关世界近代史的最好的大学教材。

文史方面专着还有：高亨的《周易大传今注》、《诗经今注》、《文史述林》，童书业的《春秋左传研究》、《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张明华的《汉史论集》、《明史政州四国传注释》、《中国长城建置考》，郑鹤声的《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关德栋的《贾凫西木皮校注》，孙昌熙的《〈故事新编〉试析》、《鲁迅文艺思想新探》，周来祥的《论美是和谐》、《美学问题论稿》，马松亭的《汉语语法修辞》，徐文斗的《柳青创作论》，冯中一的《诗歌的欣赏与创作》等。

为了继承和发扬前人的学术成就，近年来山东大学等单位还积极开展对己故专家、教授遗着的整理工作。已经出版的有：黄云眉《史学杂稿续存》《鲒埼亭集选注》，陈同燮《希腊罗马简史》，卢振华《山东古代科技人物论集》，华山《宋史论集》，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陆侃如《文心雕龙译注》，冯沅君《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等。

除了一些专着外，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还发表了一系列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文史论文。周来祥的《是古典主义，还是现实主义》(《文学遗产》1980年第3期)，不同意一些论者把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范畴套用到中国古典文学上来，而主张把中国古代美学的性质规定为古典主义，提出了一个美学史上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殷孟伦的《谈谈汉语词汇研究的断代问题》(《文史哲》1981年第1期)是作者多年从事训诂研究一个方面的心得总结。它主张词汇研究要重视断代，要从专书入手，从而为汉语词汇研究明确地提出了一个新的、有别于单纯追逐词义而训释的方法。张可训的《建安文学发展阶段初探》(《文学评论》1983年第5期)第一次提出了建安文学可分3个阶段的观点，并就各阶段的特点进行了具体剖析。徐鸿修所写的《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对中国进入阶级社会后政治体制便没有民主成分的现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春秋战国以前的贵族专制政体中存在着原始民主的遗存。此文发表后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郑佩欣的《论司马懿》(《史学月刊》1981年第6期)不同意过去否定司马懿的观点，而肯定司马懿对历史的促进作用，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