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手册》第657页（1695字）

近几年在语言、文学研究方面，较为重要的成果有：梁德曼的《四川方言与普通话》(1982年)、崔荣昌的《四川方言的形成》(《方言》1985年第1期)、李明、马明合着的《凉山彝语语音概论》(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徐仁甫的《广释词》(1981年)、经本植《古汉语文字学知识》(四川教育出版社，1984年)，特别是徐永言的《训诂学简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和项楚的《〈王梵志诗校辑〉匡补》(《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1辑)、《敦煌变文字义析疑》(《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1辑)和《变文字义拾零》(《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2辑)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训诂学简论》打破了长期以来谨守中国语言学的旧传统、把现代语言学的一些新的观点、理论、方法和材料引进训诂学研究，从新的角度，以新的构想对一系列训诂问题作了新的探索，使这门重要的传统人文学科显现出新的面貌。项楚的几篇论文纠正了敦煌变文及王梵诗字义的旧校释中的阙失和疏漏，对于敦煌学及唐宋口语词汇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古籍整理、校注方面，引人注目的成果是缪钺主编的《三国志选注》(中华书局，1984年)、缪文远的《战国策考辨》(中华书局，1984年)、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袁珂的《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傅平骧、牟家宽的《潜书注》《1984年)，赵吕甫的《云南志校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杨世明的《淮海词笺注》(1984年)等。

在汉语语文工具书的编纂中，获得突出成就的是徐中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四川、湖北辞书出版社，1986年)，此部巨型汉语语文工具书，是由四川、湖北两省语言文字学家协作编纂，历时11年才完成的。全书8卷共收汉语56000多字，是当今世界上收集汉字单字最多的一部字典。它古今兼收，源流并重，集国内外汉语字典之大成，是继《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之后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座语言文字丰碑。

文艺理论界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除了对一系列文艺基本理论问题，如文艺的本质和社会职能、文艺和生活、文艺和时代、文艺和人民的关系、文艺的借鉴和继承，以及文艺的真实性、典型性、倾向性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外，着重开展了与四川有关的古代、近现代作家如李白、杜甫、苏轼、郭沫若、李劼人、沙汀、艾芜、阳翰笙、巴金等人的研究，已撰写出版的专着有：曾枣庄的《杜甫在四川》(1980年)、《苏轼评传》(1982年)、李保均的《郭沫若青年时代评传》(重庆出版社，1984年)、谭洛非等人合着的《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谭兴国《巴金的生平和创作》(1982年)、《艾芜的生平和创作》(重庆出版社，1985年)等。1985年5月由省社会科学院、省文联在成都联合举行的巴金、阳翰笙、沙汀、艾芜创作学术讨论会，进一步推动了对现代作家的研究。

抗战文艺在我国和世界文学史上都有重要地位。文学界在开展对抗战文艺的研究方面，苏光文的《抗战文学概观》(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是一部带有探索性和开拓性的着作。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编辑出版的《抗战文艺研究》学术刊物和资料，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欢迎。

此外，石璞的《欧美文学史》(1983年)、屈守元的《中国文学简史》(1980年)、王世德的《文艺美学论集》(重庆出版社，1985年)、尹在勤的《论贺敬之的诗歌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吕进的《新诗的创作与欣赏》(重庆出版社，1982年)、《给新诗爱好者》(重庆出版社，1984年)、龚翰雄《西方现代派文学与资本主义精神危机》和林亚光《西方现代派文学表现手法概观》等系列论文都是近几年在文学理论、美学理论、文学史的研究方面取得的可喜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