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S的定义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54页（2310字）

STS究竟是什么?与米德一样，我相信成人的身份［即本领域的定义］是其成长经历的结果。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对科学技术的研究主要是由历史学、哲学以及特定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组成的——把科学技术看做是独立于社会情境的自主的东西。哲学家研究科学方法的逻辑，辉格派的历史学家编纂思想和技术产品的自然演化史，而社会学家则关注于科学的制度结构及其沟通和回报模式。

与上述进路的首次决裂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其主角主要是技术史家和对工科教育感兴趣的学者。这些思想家以埃吕尔［1964］和芒福德［1967］的着作为基础，抛弃了自主性的和作为中立性工具的技术概念，并代之以这样的技术观：技术是一项复杂的事业，它发生在特定的情境中，这种情境与人类价值之间存在相互构成的关系［卡特克利夫，1989a］。这一发展——它的制度化体现在《技术与文化》和《科学、技术与人类价值》这样的专业期刊中，也体现在康奈尔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里海(Lehigh)大学的STS方案中——在技术、伦理和价值的关系方面产生了的大量的成果。由于受到斯诺［1959］的“两种文化”论题的强烈影响，人们试图用人文主义的技术话语来代替据以界定和解决问题的标准的工程话语。例如，工程学家铺设管道把废水引入大海中就解决了局域的污水问题。工程话语把上述做法看做是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因为“问题”已经以确定的方式［城市污染］得到了定义，这种界定方式把问题从较大的情境中抽取出来，并确立了衡量解决途径的标准——即消除困扰市民的臭气和地下水污染等等。与定义和解决问题的话语不同，这些学者希望找到一种与问题的理解和选择有关的替代性话语。如果这样理解的话，那么工程学家们并没有解决污染问题，而仅仅做出了通过污染大海来提高城市的生活条件这样一种选择。总之，这种视角试图用人类价值和相关的伦理和政治选择问题来取代技术的权威。

与传统的、只关注特定的科学思想或技术产品的发展的历史学不同，［STS］学者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这种做法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对科学技术政策的强调。人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试图对科学技术的未来发展做出规划，预测其潜在的社会影响，并使之合理化。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政治文化的变迁以及创新和传播的自由市场模式的出现，这些付出了巨大热情的努力被一下子搁置在一边。

第二次与传统学术观点的重大决裂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发展试图揭示科学知识的内容，并使之接受社会学的审视［H．科林斯，1983；夏平，1982］。《科学的社会研究》杂志以及爱丁堡和巴斯大学的科学论研究所是这一进路的制度化体现。它提倡对科学知识的社会基础作经验的考察。虽然SSK的发展相对独立于第一条线索，但是它的目标与第一条线索相似，即通过摧毁科学在知识论上的特权［从传统上看，这种知识论的特权维系着科学的权威］来破除科学的权威。虽然科学的社会研究这条线索比第一条线索更具学术性和理论性，但是它却经历了多次重大的转向。其中最重要的转向是，人们日益从极端的社会相对主义中退却出来，承认我们生活在物质世界中，以及自然界对于科学知识和技术产品的建构起着限制性的作用。⁽²⁾

第三次重要转变——科学论的技术转向［例如，比杰克、休斯和平奇，1987］——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次转向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前两种进展已经对概念做出了深刻的重构——科学与技术的情境化，在细节上揭示了情境是如何影响科学知识的生产以及科学技术是如何影响社会的，而第三种进展则只是把第二种进展的洞察力拓展到技术领域。然而，通过把目光转向技术，这次转变可以使这两个以往有着相对的学术自主性的共同体形成更密切的沟通。《科学、技术与人类价值》成了科学的社会研究协会的官方杂志，就是上述沟通在制度化上的证明。此后，一批数量虽少但却不断增长的文献开始着手在这两条线索之间建立联系。⁽³⁾

总而言之，STS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为本领域提供了清晰的边界，即STS的组织是围绕着社会情境与理解、操纵和利用自然的各种方法、文化和制度之间的相关性来进行的，此种相关性具有历史的和跨文化的可变性。此外还存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成分：一种对科学家和工程专家的专业权威与STS所在国家的民主价值之间的紧张感——尤其是在科学技术能够反过来影响公众的地方。虽然在理解本论题时在应该使用哪些特殊的分析概念这样的问题上人们尚未达成共识，但是他们已经承认，尽管某些学科可以提供必要的概念，但任何单一学科的概念都是不充分的。另外，各种方法论原则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STS从历史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抽象的分析概念既不具有一时的有效性，也不具有跨文化的永恒性。还有，人们已经普遍地认识到了辉格派历史学所存在的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区分行动者与分析者的必要性。历史学的描述性的叙事传统与社会科学那种更具理论性的、以解释为取向的特征之间存在着张力，这种张力促使人们更广泛地接受深层描述(thick description)的解释概念。⁽⁴⁾同样，哲学与SSK的相遇导致：(a)人们接受了一种能在方法论上得到辩护的相对主义，(b)接受了规范陈述需要经验基础而不是逻辑基础这样一种观点。⁽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