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异质聚合体的理论与数字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98页（4272字）

到目前为止，我们描述了各种类型的连接聚合体作为“实体”在不同的知识体系中的活动；现在我们将深入到两种实体的“内部”进行考察，它们可以被理解为科学活动的连接点。我们在本节将考察两类异质聚合体，即理论和数字——许多人也许会认为它们体现了科学的普遍性。我们将思考这样的工作，在这里，正是“技术”使得科学的体系化成为可能。施塔尔［1989a］认为，作为连接聚合体的科学理论既是可塑的也是连贯的。我们同意这种观点。同时，我们认为数字也具有类似的异质性——沃森以前曾提出过这样的看法［H．沃森，1990］。

科学中的地方性因素一经强调，人们势必会要求重新评价理论的地位。经典的科学家和物理学家认为，理论为科学提供了主要的动力和基础，而且也是科学普遍性的源泉。例如，卡尔·波普尔指出，所有的科学都是宇宙学；杰拉尔德·霍尔顿认为，物理学所追求的是“圣杯”，是“对整个经验世界的支配，这种支配是通过把它纳入到统一的理论框架来实现的。”⁽¹⁾科学能制造出具有表象性的总体化理论，正是这样一种主张被西方文化用以提高和强化自身的地位，并为剥夺他人的行为做出辩护［格雷厄姆，1991，第126页］。对于科学的客观性——哈拉维［1991a，第189；内格尔，1986］称之为是“上帝的骗局”——来说，物理学成了意识形态辩护中的一部分。认为存在着某种有关事物的中立的视角，这无疑是一种幻想。罗蒂等思想家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颠覆了对表象的执着，他们发现，理论在实践的层面上也是有欠缺的。分析性研究和经验研究表明，理论没有也不可能指导实验研究［卡特赖特，1983；查尔斯沃斯、法拉尔、斯托克斯和特恩布尔，1989；罗蒂，1979］。指导研究这样一个整体化的宏大理论的概念也是与利·施塔尔所谓的科学社会学的关键性发现格格不入的：“共识对于合作和成功的研究活动来说都不是必要的。”⁽²⁾［施塔尔和格里泽默，1989，第388页］在施塔尔［1988］看来。

科学理论的建立具有很强的异质性：不同的视角都被不断地引证并加以协调……。科学共同体的每一个行动者、场所或结点都有一个视角，都是由地方性的信念、实践、常量和资源组成的局部真理，能在所有场所中都得到充分证实的东西是没有的。然而，统合所有的视角恰恰是科学成为强势的依据。［第46页］

任何科学理论都可以用两种方式来描述：一组是满足地方性的偶然因素的行动……，另一组虽然具有地方性的偶然因素，但却是一种保留了信息连续性的行动。这些是可塑性和连贯性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对于任何一种强势的理论来说，可塑性和连贯性都是必需的。在这里，可塑性意味着理论具有适应不同的地方性环境的能力，能满足地方性系统在异质性上的要求。连贯性意味着理论虽然包容了各种地方性的环境因素，但仍能够保持显着的同一性。［第21页］

从这种观点看，理论具有施塔尔［1989a］所说的“边界对象”的特征，也就是说，“这些对象不仅是可塑的，因此能适应运用这些对象的不同群体的地方性需要和限制，而且其强势地位也足以使它在不同的场所中保持同一性”［第21页］。因此，理论化本身就是异质的地方性实践的聚合体。

施塔尔在考察科学工作——这项工作推动了脑功能的身体定位理论的发展——时指出，理论是一种标准化的实践。施塔尔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理论成长的图景：从特定的情境及其“凝固”中演变出一种标准化的知识形式。当我们发现理论是一种“凝固”时，就会看到，集体的研究活动所固有的价值在连贯而又异质的形式或聚合体——通过研究活动产生——中被编码化了。理论不仅是对脑功能的解释，而且对实践活动具有规范作用；它要求人们相信并忠实于经它编码的那种价值。

作为聚合体，理论是汇聚所有行动和关于研究工作的事物的终端产品：方法、策略、技术和约定。在理论发展过程中，其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变得更难区分，其间的关系也变得更深入、更牢固；人们逐渐意识到，事件、观察和预设是密不可分的。最成功的理论［即最强势的理论］是如此的坚固，其根源是如此的多样，以至于拉图尔用“黑箱”(black box)一词来称谓它，成了各项事业的必经之路。拉图尔在《行动中的科学》［1987］一书的开篇就提出了上述看法，在书中，他在1956年提出的DNA结构理论与人们都在使用的透视技术［1987年演变成理论］这样一种常规性的黑箱之间做了一番比较。

尽管黑箱一词凸现了这些形式之间的连贯性，但是作为比喻，它未能充分地考虑到这些强势形式所具有的可塑性。黑箱意味着设计，却没能表达出这样的概念，即标准化的知识形式是集体活动的凝结，没能表达各种利益在共同的情境中如何获得强势地位的形式，这种形式［用似乎是自相矛盾的方式］在加大了可塑性的同时提高了连贯性。由于没有认识到与黑箱的整体性和连贯性结伴而行的可塑性，所以与劳斯［1987］一样，拉图尔［1983］也认为，知识的标准化形式可以畅通无阻地转移到实验室之外去。正如他们所说，在这里，抵抗是没用的。

透过施塔尔的研究工作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兼具可塑性和连贯性两种矛盾要素的理论来说，能否获得强势是至关重要的。它使得我们认识到，当今相对“较新的”聚合知识形式［诸如DNA理论或脑功能的身体定位理论］与隐含在西方的生活，尤其是科学中的更有影响、更可靠的标准化形式［诸如数字和定量］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

我们已经知道，脑功能的身体定位是一种社会的产物，数字和定量同样也是如此［H．沃森，1990］。定量用出乎意料的方式把日常谈话实践和物质实践编织在一起。只要在不同的语言共同体——例如，西非约鲁巴(Yoruba)共同体和英语共同体——的“自然数”之间作一番对照，我们就能发现这一点。在约鲁巴人和西方人的定量中，三组完全不同的实践被“凝固”在了一起。

第一组实践与这样的范畴有关，语言的使用者通过在言说中使用特定的判断方式来采纳这些范畴——历史的“偶然”。这组实践使语言的言说者能构造出包含各种特定类型的世界。我们用英语来判断并谈论“事物”的方式，使得我们能谈论在空间和时间中被个别化了的实体——时空意义上的实体。约鲁巴人有类似的实践，它使言说者能够谈论那些基于性质［我们在英语中是这样说的］构造出来的实体，例如“水的水性”。约鲁巴语对“它是什么?”——“Ki ni yi”——的回答可能是，“Omi ni ó jé”［字面上的意思是水质〈具有水性的物质〉，它显示了物质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的永恒的本性］，而英语的言说者的回答则是，“它是水”。我们看到，约鲁巴人的omi与英语中的water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

范畴化实践中的这种差异——构成了日常语言用法的一部分，与我们通常所说的定量化实践中的差异是息息相关的。在英语世界中，我们的理解是，时空实体的性质先于定量化而成为“统合”物质世界的基础。要说时空实体具有数字性，那也是在性质意思上说，比如人们常常说，我们能“数数”。如果我们一时无法确认时空实体的数字性，其他性质［长度、质量等等］就能够用来构成空间单位，这些单位与事物相似，所以我们可以用来测量事物。对于约鲁巴人来说，如果存在一个世界，它是基于在英语言说者所谓的性质来范畴化的，那么在这些分类系统中，个别事物显示自身的方式就构成了定量化的基础，尽管这些事物之间的区分程度有着很大的差异。一组通过kà和wòn的范畴来进行统合的物质实践与一组通过数数和测量范畴进行统合的实践，这两者之间可能有某种相似。但是，由于构成世界的范畴不同，所以实践的组合方式也存在着差异。

进位名称的建立是推动“自然数”聚合体的第三组实践。在西方聚合体和约鲁巴聚合体中，手指和脚趾所起的作用显得有点微妙。对于二者来说，虽然数字的排序都以手指—脚趾的数量为模式，但是它们却有很大区别。当代英语中的数字进位以“10”为基点——在数字序列中“10”代表着集合单元的结束。每当达到了10，单元序列就要以系统修改的方式重新开始。序列排列的规则是单个整数的加法。约鲁巴数字的进位基数是多种多样的。最重要的基数是20［ogún］。10［èwà］和5［àrùún］是20的分解点。进位的规则很少使用加法；乘法和减法更重要。如果我们回溯到语言的基本范畴，那么我们就可以解释英语和约鲁巴语在数字进位实践方面的差别了。当被谈论的实体是时空中的对象时，语言符号明显使手指彼此不同。当被谈论的主要实体是分类的特殊事物时，那么以手指—脚趾为尺度来陈述位置的语言符号必然也更复杂。就约鲁巴人基本的范畴区分而言，相关的事实是，手指—脚趾一般以20为单元来显示自身，但是20本身又分为10和5的集合——分类的特殊事物，人与手指—脚趾的这种显现方式是相一致的。

因此，跨文化的张力让我们看到，数字和定量化是三组异质性实践的“凝固聚合体”：语言的指称实践、统合事物的物质实践，以及以手指和脚趾的语言类比为计算单元的实践。过去，在印欧语言共同体和西非语言的共同体中，数字和定量化来源于人们制造意义的努力。当我们把数字当作标准化的知识形式来使用时，就忘了这一点，这种知识形式变得非常“凝固”，以至我们现在将其认定为我们的语法中的一部分。

为了把定量化理解为另一种有强度的、凝固的源于特定的情境和活动的知识形式，我们可以把施塔尔的见解拓展到作为凝固聚合体的理论的发展中来，这一聚合体与活动的场所有关。它同样显示出了可塑性和连贯性。数字使得其他的成就变得可能了；它是一门“技术”。认为数字是人们在以往的活动中设计出来的，这样的想法可能会让某些人大吃一惊，但是把数字理解为社会现象是很有帮助的。对于我们在下一节所讨论的活动而言，这样的理解非常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