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106页（1686字）

本章一直在论证地方性要素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承认，地方性知识在体系性上包含着内在的矛盾。我们不能放弃标准、普遍化、理论以及其他实践聚合体的力量，因为它们能够建立联系并同时提供体系性批判的可能性。我们必须承认，“体系规训”和“地方性反抗”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提高体系性本身就是一种地方性的实践，而地方性的反抗又构成了推动体系化的动力。如果不承认地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这种联合辩证法，我们将无法理解和确立条件，以指导知识体系中的权力流通和权力结构，并促成它们的重新分布。

在知识体系的地方性—普遍性的张力得到确认之后，我们考察了地方性知识是如何在不同的知识体系中运动的，以及它们对人和物的构成方式和连接方式，或者说对权力分布所产生的影响。在第四节，我们讨论了其他知识体系对科学的总体化话语的挑战，这与福柯［1980，第71页以下］的观点不谋而合，因为他认为，我们“正在见证着受压制的知识发起的叛乱。”它与克利福德·吉尔兹［1973b］的人类学批判也有一致之处。在吉尔兹看来，文化的意义不能从普遍的层面上去理解，因为它们来源于符号在特定的地方性情境中复杂的组织结构，揭露普遍话语中的权力结构的方式是把它与地方性知识相对照。知识体系相互毗连和重叠的地方就是文化冲突的场所。边缘群体在这些地方性场合中的集体反抗是切实可行的。这些反抗是对权力分布的挑战，能增进自由，并能使我们在如何生活的问题上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

人们普遍承认，西方确立了思想程序，并通过对“他者”的建构隐匿了自己的预设［参见克利福德，1988；戴蒙德，1974；南迪，1988；赛义德，1978］。这在下述预设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科学”是衡量所有其他知识的标准。马库斯和费歇尔［1986］称之为思想程序中的普遍运动；在他们看来，我们现在正处于“实验运动”中，在此，“为了更切近地思考情境性、社会生活之于行动者的意义以及对期望和不确定之物的解释等问题”［第8页］，总体化的知识类型已经被悬置起来了。在这一对地方性的强调中，我们处于“后范式”阶段。

然而，我们不应该轻易地被赞美地方性所带来的表面的解放效果所蒙骗，因为地方性很容易变成“新型的普遍化要求”［海勒斯，1990，第213～214页］。为了让所有的知识体系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了能够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和批判，我们必须保持地方性和普遍性相互对立的辩证位置［赛义德，1990］。这一困境是自由民主制度如今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因为自由民主制已经失去了共产主义那种宜人的背景，世界已经分化成不同的利益群体，无论是性别群体、种族群体、民族群体、少数群体还是其他什么。虽然采用比较模式会导致严重的危险，即把他者纳入到西方合理性的霸权中，但是不加约束的文化相对主义反过来只会使少数群体膨胀，只会带来教条式的民族主义［参见亚当和蒂芬，1991，第xi页］。

对科学知识的分析和批判，无论是从竞争性知识体系的视角看，还是从任何其他视角看，都是科学的一部分。在从事自己的工作时我们有义务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想用什么类型的政治学来刻画我们的知识体系?分辨知识体系赖以在其中运作的既有的实践聚合体之所以很重要，部分理由是这样做可以恰当地推断出关联形式以及它们所产生的权力关系，从而为寻找重构的途径提供了可能性。

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力量在于，其声称自己能够表明，我们所接受的科学技术可以是别的样子；它的最大弱点是未能从总体上把握这项事业的政治本性，未能走向变革。除了某些问题之外，它还持有一种超然主义的倾向，因为它采纳了某种中立性的分析立场，然而，它之所以长期执着地批判科学家正是由于他们持有这样的立场。寻找不同的知识体系能够相互质询的途径，这是蓄积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力量并避免反思性困境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