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中的知识与权力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142页（2784字）

虽然这四个领域的研究——工程知识、作为技术职业的工程、性别研究和工程师对其自身的研究——进展得非常顺利而且合理，但是每个领域的工作都能够从不断加强的批判性对话中获益匪浅。我们相信，如果每一个研究者都严肃地提出下述问题，那么他们将受益良多：其他领域的见识对我有何帮助?我的理解力对其他领域有何帮助?事实上，从我们已经讨论过的研究来看，潜在的对话至少在下述问题中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有望在新一代的工程研究中起定位作用：知识和权力在工程师的活动中是如何运作、如何相关的?这个问题将把每个领域都推进到新的方向上去。

关于工程知识的许多研究都有划界主义的宗旨和目标。我们建议，划界方法应该稍稍转移一下自己的取向［但是这样的转移事关重大］：从凸现工程知识的特殊性转向对工程实践作划界主义的考察。很明显，已出版的研究确立了探讨工程知识的内容这一做法在经验方面的价值；这种做法将破坏新的基础。然而，作为一种概念策略，划界主义在其他地方并没有很好地坚持批判性检验的态度。比如，科学哲学家在自然科学和物理科学的知识中并没有发现什么本质的特征。因此，我们相信，与详尽地探索工程知识的概念内容这一做法所具有的经验价值相比，关于工程科学的本质主义主张可能很难长久地维持下去。如果研究工程科学的目光从工程知识的逻辑关系的辩护策略，转向工程师建构、维持和改造这些关系的策略，或许能更好地解释工程理论的确切特征，并且更好地解释它与建构论和行动者网络对工程设计的说明之间的联系。

这种新的取向产生了新的问题。比如，大卫·查内尔［1982］指出，兰金有意对工程科学加以理论化，使它不像什么应用科学，并且也不至于对教学体系构成威胁。这一见解可以在下述问题的讨论中得以体现，即兰金的工程科学的划界策略是如何囊括在他的合法化的社会策略中的——使科学共同体和工程共同体的活动合法化，这些策略是如何使兰金成为权威人物的。换句话说，对设计者的概念策略进行检验，并把它们看做是更宏观的社会策略的一部分，这种做法可以把工程知识论与传记、社会史和社会研究联系起来。由此带来的经验问题包括：工程师是如何发展、维持和评估各工程学科的边界的［参见多诺万，1986］?不断演化的工程科学的合法性与不断演化的工程教育的合法性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大学和工业中的工程师对工程科学与工程设计之间的区分的评价是如何变化的?

彼得·惠利［1991，第197页］敏锐地指出，虽然几乎所有作为技术职业的工程研究者都认为，技术知识是工程师的职业地位或阶级地位的明确标志，但这些研究都没能以稳固的方式考察工程知识的内容。如果工程师的阶级权力与工程的知识内容是相关的，质疑工程师所拥有的理所当然的知识权威，并考察知识策略与阶级策略的关系就很有必要了。由此带来的经验问题包括：设计工程师和制造工程师的地位差异与知识内容有什么关系?正如思想霸权的历史转移所表明的，从民间工程到机械工程和化学工程，再到电学工程，学科差异与工程师不同的阶级经历有什么关系?什么使工程工作令人满意或不令人满意?从事令人满意的工作或不令人满意的工作的工程师的阶级内涵是什么?我们将应詹姆斯·沃森和彼得·迈克辛斯［1991］的要求，支持“研究重点的转移，从职业自主性之类的问题转向工程工作自身的性质”［第165页］。

工程的性别研究的最大贡献也许是，它提出的问题带有知识和权力这样一种明确的内涵，虽然其重点是权力而不是知识。比如，虽然萨利·哈克探讨了数学考试的“男性基础”，但是正如关于工程科学和工程设计的研究所勾画的那样，她的研究并没有拓展到工程师所需要的数学知识的内容上来。由此带来的进一步的问题包括：什么样的知识和权力的考虑致使女性参与工业或机械工程而避免介入电学工程?尽管女性数学工程师很有才能，但是那些远离工程的女性为什么不愿接受以“解决工程难题”为基础的职业认同呢?关于工作场所中有价值的知识的等级结构，男性和女性工程师在工业中的不同地位向我们表达了什么呢?

性别研究还敦促我们注意另外两个其他领域未曾涉足的研究主题：探讨并非完全基于阶级［比如人种、年龄和种族］的等级结构和分层的形式，以及揭示工程师经历中的情感维度的成分［也可参见辛克莱，1986］。人们研究的问题正在激增。在美国，自1983年以来，工程博士学位有50%以上被授予那些并非在美国出生的学生。在许多国家，大学的工程教员大多数不具有公民资格。当跨国公司获得了跨国权力时，它们的工程师的种族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在工程的各个活动舞台上，人种、族群和文化的日趋多样化的意义何在?就工程师的情感地位而言，工程师一般会觉得自己没有权势，而外人则认为他们拥有高度的权力，这是怎么回事?工程师“讨厌鬼”的形象是如何被建构和维持的?工程师在处理机械技术时的愉悦正在为计算机的入侵所取代吗?这一取代的性别意义是什么?

那些把工程师的活动和实践传达给非工程专业的听众的工程师，能够对探究知识／权力问题做出独特的贡献。这项工作并不是把工程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以向外人解释工程的各个方面，相反，它将提供关于这些共同体内部的权力关系的洞见。比如，新理论和新方法，如对数学方法的浓厚兴趣，是如何得到工程研究人员的认可的?塑造工程课程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是基于何种考虑的?学习工科的学生用何种步骤来获取工程共同体成员资格?技术标准在日常工程实践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参与制定标准的工程师的地位和寓意是什么?

最后，我们相信，对工程的跨国比较研究的兴起，能够为理解工程中的知识／权力关系的多样性提供新的洞察力。对工程师的跨国比较不仅证明了资本主义工业体系中普遍存在资本—劳动的张力［比如，史密斯，1991］，而且还对工程师在不同体系之中［或之间］的经历做出了对比。如果说我们的写作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即世界的政治经济不再由铁板一块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体系的二元斗争所构成，那么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和体系之间的多样性很有可能成为学术和政治的关注对象。阶级冲突的本质以及阶级概念本身，从国家甚至局部的意义上说都是可变的。从知识／权力方面研究工程师变动中的地位和经验，会把工程研究摆到这一广阔视野的中心上来。从总体上说，推动工程研究在工程知识与权力的相关性方面的对话，有望把我们引入一条漫漫长路，从而加深对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之间多种关系的本质和组织结构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