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技术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148页（2747字）

如今，女权主义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争论最激烈的领域是人类的生物学生育。女权主义的许多学术研究都试图揭示女性抵制男性在医学知识和医学实践上的霸权的斗争史。当代的争论的进展受制于这样一种认识：妊娠和生育的过程受到日益复杂且无所不在的技术的指导和控制。

父权制统治下的生育技术

在抵制新的生育技术的发展方面，叫得响的是一批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她们认为这些技术是父权制侵害女性身体的一种形式［科里亚等人，1985；汉默，1985；克兰，1985；米斯，1987；罗兰，1985］。在这些研究者看来，试管受精、卵子捐献、性别的预先确定以及胚胎评估之类的技术是试图控制女性身体的另一种方式。生育与性征彻底分离的技术潜力，被看做是霸占生育能力的举措，而这种能力一直以来是女性独一无二的权力源泉。

在激进的女权主义分析中，核心的观念是：生育是一种自然过程，它是女人独有的天性，而技术天生就带有父权制的色彩。在生育技术的另一些研究中，生态女权主义者分析了军事技术以及其他现代技术的生态后果，并把这些技术看做是父权制文化的产物，“在每个角落都充塞着暴力”［考尔德科特和利兰，1983；格里芬，1978］。这些理论认为，女性与自然更为协调，因为她们具有成为母亲的生物能力。相反，男性无法生育，这使得他们对人类和自然生活不加尊重，从而导致了战争和环境灾难。

与科学一样，技术被看成男性统治女性和自然的工具。许多女权主义者倡导一种以女性价值观为基础的科学，同样，有许多人提倡一种以女性价值观为基础的技术。从这种视角看，一种崭新的女权主义技术将以“我们与自然之间非掠夺性的关系”为基础，将包含女性的直觉和主体性。

这种女权主义的趋势近年来已经获得了新的动力，并与某些女权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着重分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技术——产生共鸣。它力图使性别和技术的争论超越技术的利用／滥用模式，并把技术本身的政治性质作为分析的焦点。它还强有力地肯定了不同于男性的女性的利益、需要和价值观，并认为目前的技术没能很好地满足她们。

然而，这种以女性价值观为基础的技术思想明显地存在某些根本的问题，其中包括把女性表征为天生具有养育与和平的倾向。那种执着于固定的、统一的和相互对立的女性本性和男性本性的说法已经遭到了广泛而彻底的批判［艾森斯坦，1984；西格尔，1987］。在这里，人们还有余地做这样的思考，即那些被归之于女性的价值其实来自于历史上对女性的贬低。女性具有不变的本性，她们有生殖能力，细心、热情且具有创造力，这些观念恰恰是具有压迫性的传统女性观的核心。我们不能断言，女性的某些内在本质是一种非历史的范畴，相反，我们必须承认，“男性气质”也好，“女性气质”也罢，它们都是社会的建构，并且事实上总是处于重构中。因此，追求某种基于女性内在价值观的技术，这本身就是误导。

前面提到的文献已经考察了许多生育技术。这很重要，因为这些文献发现了技术赖以成立的性政治。最近，有些人试图强调每项技术的特性及其与女性之间的种种关系，并以此对生育技术领域做出区分。米歇尔·斯坦沃思［1987］以及莫林·麦克尼尔、伊恩·瓦尔科和史蒂文·耶利［1990］等人编辑的文集代表了在技术的社会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虽然这些文献坚持认为，男性利益深深地约束着生育技术的现有形式，但是并没有把男性与技术混为一谈，而且承认女性并非必然对日益高涨的技术干预怀有敌意。事实上，许多女性，比如女病人，对高科技的分娩方式持赞成态度，并且希望接受试管受精［莫尔加里，1992］。

很明显，一项医学技术的各个发展阶段，从开端、发展到成为常规实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都是与男性活动建立密切联系的一系列举动。但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相关的男性利益是白人中产阶级专业人员的利益。生产和使用生育技术的劳动分工不仅是性别意义上的，也是专业意义上的：女性是病人，而产科医师、妇科大夫、分子生物学家和胚胎学家绝大多数都是男性。

技术和专业化

这些研究中出现了一个关键的主题：在生育医学领域，“技术必要性”是为医生职业化的主张作辩护时必不可少的一环。医学从业人员与女病人之间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基于各种要素，主要是专业资格和性别要素的联合。专业等级结构意味着医生是专家，他们掌握着外行所不具备的技术知识和技能。在产科医师那里，技术尤其引人注目，因为听诊和胎儿监视等技术使得男医生可以夸口，他们对女性的身体比女性自己知道的还多［奥克利，1987］。

高科技活动不仅对医生－病人层面的权力，而且对这些专业内部的权力来说也起着关键的作用。在医学界，地位、金钱和职业声望是按照这项专业知识的技术复杂性程度分布的，试管受精和胚胎移植这些新技术也不例外。在引入这些技术之前，对不孕的研究和治疗在医学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很低。试管受精和胚胎移植等新技术，不仅赋予妇科医生以独具的复杂技术，而且还为他们提供了令人羡慕的、享有声望的研究领域［普费弗，1987］。很明显，在决定该领域技术创新的类型和速度的诸多因素中，职业利益扮演着核心的角色。

在这里，广泛的经济力量也在起作用。大型生物技术产业的商业利益尤其具有影响力。有些研究探讨了“新的医学—工业复合体”以及资源的流动方式——资源被系统地配置到赢利性领域中来，而这些领域通常与满足人类需要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约森，1986］。然而，在新的生育技术的发展中，有关医学生物技术公司赢利方面的详细信息还不多。

从某些方面看，这些研究所确立的性别观点基于对生产技术中的性别关系的前期分析。然而，虽然工作场所中的冲突关系为分析生产技术提供了背景，但是生育技术只有基于更广阔的背景方能得到理解，这个背景就是，在西方医学中，技术越来越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虽然医学实验的首要对象是女性，但是生育技术不能按照父权制共谋的方式进行分析。相反，这里编织的是一张复杂的利益网络——职业利益、资本主义利益与性别之间犬牙交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