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影响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179页（2971字）

技术论(technology studies)要讨论的第一个主题是技术的影响。技术对社会和自然的影响无孔不入，以至于人们往往对它们视而不见。比如，在关于封堵泽兰决口的公开讨论中，人们往往认为“技术在破坏自然”。然而，与世界其他人口密集的地区一样，在荷兰，“自然”也无非是由先前的技术建造而成的一种环境。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海岸工程技术，那么荷兰的社会和自然将不复存在。虽然上帝创造了世界，然而荷兰人却创造了荷兰!

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是技术论中最古老的一个话题。一个经典的例证是马镫在构建封建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怀特，1962］。在怀特看来，马镫有效地把马和骑手联成一体，形成前所未有的战斗力。然而，维持这种军事技术需要对人、马和装备进行大量的投入——这只有在对社会进行彻底的重新组织之后才有可能。［对这种主张的批判性评论，参见希尔顿和索耶，1952。］这条思路的另一个例证是吉迪翁［1948］呼吁的“匿名的历史”，他用这个词的意思是对“塑造我们的当下生活的工具”，如锁、面包烘烤技术、家具、家务技术、洗漱设备进行经验研究。

马克思对技术的分析——技术影响着生产力并因此而决定了一般的社会形态——代表了类似的主张。［参见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麦肯齐［1984］认为，马克思对机器的分析一直都是非常中肯的；他的文章还提供了全面的参考文献。但是麦肯齐指出，我们不能把马克思简单地划入技术决定论的阵营［参见下文，也可参见宾伯，1990］。除马克思之外，只有很少的经济学家——他们都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对技术的社会影响做出思考。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技术固然很重要，但是，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技术创新可以毫无悬念地信手拈来、“唾手可得”。新古典经济学模型试图把握特定的劳动、资本和技术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技术本身不在分析之列——它是外生变量。因此，这项工作并没有推动人们对技术的社会影响的特殊理解。技能变迁这个要素是一个“提供除劳动和资本的纯粹数量增长之外的所有社会变迁、管理变迁、结构变迁、教育变迁、政治变迁、心理变迁和技术变迁的大杂烩”［弗里曼，1977，第244页］。在马克思之后，熊彼特［1934／1980，1939，1942／1975］在分析技术的作用方面是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关于早期的经济技术研究及其与现代研究工作之间的相关性，参见哈格多恩，1989。］在熊彼特看来，全新的技术创新能够创立全新的工业，因此会带来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在早期的研究中他设想，这些创新“唾手可得”——技术仍然是一个外生变量。在后期研究中，当他分析企业主在建构创新中的地位时，技术变成了一个内生变量。熊彼特的观点被贴上“技术推动”的标签，从而与“需求拉动”——发明活动的增长是对需求增长的一种回应——的观点相对立。［施莫克勒尔〈1966〉为这个假设给出了证明。为了解决需求拉动／技术推动的问题，人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关于评论和批评，请参见库姆斯、萨维奥蒂和沃尔什，1987以及罗森伯格，1982。］这种状况在1980年前后发生了变化，当时经济学家已经不再接受这种二元对立了，他们开始寻求把技术作为内生变量来分析的其他途径。其中的例子有罗森伯格［1976，1982］弗里曼［1977，1982］、纳尔逊和温特［1977］、多西［1984］、库姆斯等人［1987］，克拉克和朱马［1987］、哈格多恩［1989］以及多西等人［1988］的研究报告。布卢姆［1992］从社会学的角度讨论了类似的问题。

对技术影响的另一种总体的分析是由芒福德［1964］给出的，他把技术分为独裁型与民主型两种类型。回顾一下芒福德的许多研究，它们实际上都是对下述主张的一种辩护：从新石器时代以来，这两种类型的技术始终并驾齐驱——“一种是以系统为中心的、集权的，但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另一种是以人为中心的、相对脆弱的，但是有着丰富、持久的资源”［芒福德，1964，第6页］。他对技术无处不在地控制着所有社会成员的境况提出了警告：“我们的系统已经获得了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这将导致一种危险，民主将荡然无存。”在芒福德看来，这种方式比那种旧式的、赤裸裸的、残酷的集权主义的技术系统更阴险。芒福德关注的一个重要场所是作为技术的城市［比如，参见芒福德，1934、1938、1961］。芒福德［1967，1970］后来把自己对城市的分析拓展为“巨型机器”——用于规范世界和施展权力的精致网络，这个网络由人和非人的成分组成。［对芒福德的研究的最新介绍，参见A．C．休斯和T．P．休斯，1990。］埃吕尔［1954／1964］的主张也遵循了类似的路线。

在芒福德的分析中，技术发展的确造成了普遍的政治性的影响。其他的研究途径——以更加特殊的方式来探讨技术的影响，也可以体现在这样一句格言中，“人造物具有政治性”；技术不仅影响着社会，而且人们对其效果的定向也是策略性的。温纳(1986b，第19～39页)在1980年的文章“人造物有政治性吗”中杜撰了这个短语。他提供了一个讨论长岛公园道路上的桥梁的案例。这些桥梁是由罗伯特·莫斯摩西特意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公共汽车在这些通往海滩的道路行驶：

正如他所称呼的那样，“舒适的”“上层”“中产”阶级白人车主可以自由地在这些道路上往返消遣。一般搭乘公共交通线的黑人和其他穷人则被排除在这些道路之外，因为12英尺高的公共汽车在桥梁下面无法通行。这样做的一个后果是限制那些少数族群和低收入群体踏进琼斯海滩——广受赞誉的摩西公共公园。［温纳，1986b，第23页］

人造物所包含的是谁的政治?对劳动过程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答案。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家拥有生产工具和产品，而工人拥有的则是自己的劳动力。布雷弗曼［1974］最近提出的“劳动过程理论”对马克思的分析作了特殊的引申。［也可参见布莱克本、库姆斯和格林，1985；奈茨和维尔莫特，1988；诺布尔，1984；汤普森，1983；伍德，1982；津巴利斯特，1979。］他认为，资本家［及其领导工具，管理］寻求的是对工人劳动力的控制。资本家遵循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试图剥夺工人的技能。按照劳动过程理论，技术在这一过程中被证明特别有用。它使资本家能够垄断技能，从而能够控制劳动。德国早期技术社会学的许多研究也关注类似的问题。约基斯奇［1982］编着的一本书对这些问题作了全面的概述。除了技术影响这个主题外，这本书还讨论了技术构成的问题。

人造物是如何获得自己的政治性的呢?政治性究竟是由使用者赋予人造物的，还是在人造物的建构过程中被“刻入”的?沉排是突然出现在聪明的发明者的脑袋中，还是由细微的改进活动缓慢地、渐进地积累而成的?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已经积累了大量文献。现在我将转向对这些文献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