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养分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311页（17297字）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几条不同的研究进路认为，各文化领域［如科学／非科学］之间的边界是偶然性的建构物。虽然，本节要讨论的四种理论框架都不是在科学社会学中发展出来的，但其与科学社会学相互交叉，尤其是出现文化范畴、分类以及边界等一般性问题时。特别令人费解的是最近对专业化研究的忽视，尽管这有了很大的攻观。
专业社会学
专业社会学(sociology of professions)研究一度带有本质主义的烙印。从卡尔－桑德斯和威尔逊［1933］开创性的工作到帕森斯［1939／1954］的功能主义研究，分析者的目标都是为了获得某些与众不同的特征，从而把专业［医学和法律是典型代表］与其他工作或职业区分开来。对专业的分析最初是由这样的定义构成：如果某项职业化的实践以一组抽象的理论知识为基础，并熟练地运用它们来具体地解决事关人类存亡［死亡、疾病、不平等、罪恶］的重大问题，而且这一切都是以利他主义的方式展开互动服务，专业研究者成了顾客的利益和福利的代理者，那么这项职业就是一种专业［参见默顿和吉瑞恩，1978］。如果沿着功能主义路线做进一步的分析，我们的目的就在于，按照那些与众不同的属性所带来的结果——根据它们能否有效地为顾客提供专业知识来衡量——来解释这些属性的存在。比如，利他主义［或服务］的制度化规范营造了这样一种氛围，顾客可以信任专家，尽管他们在专业知识方面是不对称的，否则顾客将会受到剥削。这种分析与波普尔、默顿和库恩之间的相似性无需赘言——这三个人都列举了科学与众不同的属性，从功能上说，这些属性对于科学的进步［迈向越来越有效、越可靠的知识主张］来说是必不可少的。(1)
当专业性工作的副作用——对任务和知识的控制、声望、权威、物质财富、权力以及独立于外部评价的自主性——被摆到台面上来分析时，社会学对专业的思考发生了巨变。在某些工作转变成专业的历史进程中，这些工作的从业者是如何成功地保持相对丰富的资源的呢?其他类型的工作者是如何失去这些资源的，或者为何未能在第一时间获取它们?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人们已经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论策略。(2)“专业化”模型的焦点是职业的组织结构，它强调了在某些工作向专业化地位的自然演化中的关节点。特许立法、国家间的结盟、专业学校、伦理规范、专业杂志，这些都增强了专业对个体从业者的控制［比如维伦斯基，1964］。“垄断”模型认为，“专业化”是一群［集体的或者个体的］企图向上流动的相互合作的工作者对统治、权威和权力的成功追逐。组织的特征，比如特许立法或者伦理规范，使他们能够垄断专业服务市场，这反过来又提高了从业者的声望、财富和统治权［拉森，1977］，同时也提高了他们在专家－顾客关系中所占据的稳固的统治地位［弗赖德森，1970］。垄断的获得不仅是通过对从业者及其任务的内部组织和控制来实现的，而且还是通过把自身的技能和服务与实权者［精英阶层、公司资本或者国家］的价值观与利益相联系而实现的。
边界问题始终贯穿于这些研究专业化的文献中，只是，在安德鲁·阿博特的《专业系统》(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1988］中，这个问题才占据了核心地位。阿博特抛弃了这样的想法，即某个专业的发展独立于其他专业的实践和要求，独立于具有不同组织结构的职业实践和要求。相反，对某个专业的发展史的理解，最好通过与其他专业之间的竞争［在任务的管辖控制权上的竞争］来进行——各专业共同构成一个系统，该系统是适合于社会理论的分析单位。阿博特的重心是专业间的竞争——当多个职业群体都声称自己有权完成下述三个任务的时候，竞争就出现了，这三个任务是对问题的诊断、推论性解释和解答。《专业系统》提供了一种结构模型［该模型对历史偶然性以及行动者的草案具有敏感性］，以便解释专业间在管辖权上展开竞争的缘由，某一方取得优势的机制，以及使系统恢复平衡的解决模型的多样性。边界问题无所不在：任务和能力如何能够描绘专业及其邻近职业的生态条件或地形呢?
阿博特的模型对于理解科学边界的建构很有帮助，其意义有几个十分重要的方面。第一，他区分了在管辖权的竞争中的三个活动舞台，其中每一个都有着不同的竞争人员、竞争模式和解决方式：由立法机关和法庭构成的法律领域，由媒介报道和公共舆论构成的公共领域，以及由专业实践构成的真实的活动领域。职业之间的边界在法律领域最清晰［任务被分配给某些人而不是其他人］，在工作场所中最模糊。法律［例如特许］确立的一组简洁的、同质的专业管辖权，在向不同的顾客提供不同的服务的压力下会变得十分模糊。与法律中或工作场所中的定义相比，大众在理解专业管辖权的变化上似乎要慢半拍，因为它有时候要求专业人员通过媒体在公共宣传中解释这些差异性。毫无疑问，比较不同科学的表象是很有好处的：大众传媒中的科学表象［一个新发现或不幸的意外被公诸于世的时候］，法庭上的科学表象［调整对科学课程的控制］，以及实验室中的科学表象［任务被分门别类地分配给主要的调查人员、技术专家、学生以及办公室人员］。
第二，阿博特描述了把工作人员之间关于管辖权的争论引向高潮的诸因素。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阿博特成功地避免了毫无根据的推论，比如说，边界之战仅仅是贪婪的、工具主义的专业游戏，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控制新人或其他人的任务。(3)除了个体或集体在要求获得管辖权方面的张力外，清晰可辨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要素也影响着专业之间竞争的频率和分布。这些要素包括技术的变化，组织环境的变迁［比如官僚化］，外部权力所提升的专业，使管辖权要求的合法化［或相反］所引发的价值观的变迁，以及现代大学的进步［发放资格证和生产新知识的场所］。划界－活动的时段并非是随机出现的，也不仅仅是在职的科学家［或他们的专业竞争对手］力图扩大管辖权带来的结果。社会的其他方面——技术的、文化的或组织的变迁是如何营造氛围，从而使科学的划界－活动多少变得可能的呢?
第三，阿博特描述了专业人员关于管辖权的竞争的解决过程。显然，在专业边界的争论中，并不存在必然成功的理由。阿博特把自己的精力限制在这样的研究上，即以某种非决定论的方式辨别与成败有关的不同要素。比如，在多数情况下，具有良好组织的、相关于国家的专业，比那些没有这些关系的专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这完全是因为在管辖权的挑战或机会上“一言九鼎”是十分重要的——既能说服大众又能动员从业者。阿博特还认为，专业知识所依赖的抽象知识的形式和内容也十分重要。如果专业知识过于形式化和程式化，很容易导致工作的例行化，很容易被那些廉价的专业人员所取代［或被委托给下属］。在另一个极端上，如果形式化很不充分的话，很容易使管辖权受到技术变迁或其他外在变化的影响。火车调度员的活动基于火车运行的专门知识，因此当铁路运输开始衰落时，他们无法将自己的管辖权转入到其他相关的工作中去［他们消失了］。一种更抽象的知识基础也许能使这个专业重新界定自身的专业知识，即转向“运筹学的研究”来掌握在可能走向衰落的运输系统上的管辖权。
第四，阿博特发现了专家们用以论证管辖权要求的修辞策略。还原：表明某项任务与其他任务一样显然都是本专业范围内的事，从而重申自己在这项任务上拥有专业的管辖权；隐喻：论证新任务与本专业管辖范围内的其他任务“相类似”，以此来拓展自己在新任务上的专业控制；代理：诉诸于先前得到论证的专业实践的效用；梯度：意味着对某些极端问题的控制可以转换成对温和问题的控制［比如，精神病学家把自己的管辖权从精神病拓展到神经病］。在科学的支持者［或反对者］试图把自己的工作和产品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时，他们使用的是类似的修辞模式吗?
最后，在描述管辖权的竞争的解决方式时，阿博特给出了一种有用的类型学。七种解决方法中的每一种都以不同的方式为专业指派了任务。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是：一个专业或许在某项任务上保留全部的管辖权［全面而排他性地控制专业知识］，或失去一切管辖权［这要么是因为这任务已经转入到其他专业，要么是因为没人希望得到或需要那项任务］。另外四种解决方案涉及管辖权的分割。隶属化：意味着把某些任务授予非专业人员或其他专业人员，而这些人员处于主导专业的控制之下［内科医生把临床护理的任务交给护士；科学家把“例行”的实验程序交给“不显眼的”技术人员——夏平，1989］。劳动分工：这里的意思是，对任务进行分割，并分别分配给两个相互依赖的、多少具有同样的权力结构和资源的专业［通常，建造大楼既需要建筑师又需要工程师］。智力控制：把抽象的基础知识的生产和控制与它的应用分离开来，并把这些任务分配给不同的专业，或者把它们分配给同一个专业的不同部门。咨询式控制：意味着一个专业可以介入另一种管辖权中去，但只负责向顾客提出政策性的建议或解释，而这些政策通常是由主导性的专业来制订的——部长或者牧师关于病房的建议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最后一种解决方案——区分顾客——很特别，因为，尽管曾经具有竞争性的专业一直在做着“相同的”工作，但是只面向不同的顾客或市场［也许是出于社会等级的分层］，而且有着不同的标签。在解释科学家在管辖权的边界上的争论时，这种解决方式的类型学还有意义吗?科学史上的某些解决方案要比其他方案更通用吗?为什么?结果如何?
如果把阿博特的模式运用于手头的工作，很明显，问题不在于科学是否是一种专业领域。要不然就会退回到本质主义的方向上去，在这个方向上，某些分析性的定义完全有可能把一种职业［如科学］变成专业。阿博特［1988］曾对法学、图书馆学和医学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最好也能提出类似的问题。为什么各种专业［以及科学］“控制着我们的世界”?“为什么职业群体应该控制各类知识的获得与运用?医学、法律［或者科学］群体从何处获得权力?为什么?”［第1页］阿博特的概念和模式——及其对各专业在管辖权上的竞争的关注——有助于回答我们向科学提出的问题吗?
社会领域
从阿博特出发转向“社会领域”(social worlds)的研究并非难事，因为它们都可追溯到埃弗雷特·休斯那里，更笼统地说都可以追溯到符号互动论和实用主义哲学那里。休斯敦促社会学家去考察工作是如何进行的，并把注意力转向工作现场——“一个形形色色的人相互照面的地方”［参见休斯，1971］。在这里，对“工作本身”的有意义的建构或表象［在文化空间中的定位］是这项工作的组成部分［不管是医学和律师的工作，还是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工作］。这暗示，划界－活动不仅应该在这些工作赖以重构的地方寻找［比如法庭、大众传媒、公共演说以及立法机关］，而且还应该在科学工作的现场中寻找［克拉克和格尔森，1990］。
那些把科学作为社会领域来研究的人，对STS中的边界问题做出了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符号互动论揭示了“展开工作”所涉及的各类群体以及意料之外的群体，从而对艺术或科学的常规范畴提出了挑战，并使研究者对这些范畴的边界是如何以及为何成为“常规的”之类的问题保持敏感。第二，对科学或艺术实践展开详尽的民族志研究和历史研究，这些社会学家揭示了划界－活动以及其他表象活动是如何就工作本身展开建构的。第三，他们从科学作为多重社会领域的交叉这一观察开始，远离了阿博特对竞争管辖权［由相互接触所导致］的兴趣。他们研究的是，任务如何可能以合作的方式来完成——尽管存在边界，尽管这些边界会妨碍相互分离的社会领域进行合作以达成目标。
“社会领域”是一个共同致力于完成某项集体任务的群体，这种群体提出某些思想以定义他们的工作，并试图积累完成此项工作所需的各种资源。“社会领域”的经验性展现是研究者的兴趣和在手问题的一项功能；科学本身或者是一个社会领域，或者由许多社会领域组成，或者是更大的社会领域的一部分。格尔森［1983］区分了三种社会领域：生产领域制造某些东西［科学制造事实］；共同领域寻求共同体和共享的价值；社会活动追求自身领域之外的社会变迁。有三种属性是为所有的社会领域所共有的：分割［潜在地无限分割为各个子领域］、交叉［社会领域交汇的地方］以及合法化［社会领域的标准和边界的界定与强化］。由于社会领域的成员是流动的、不明确的，所以这些群体的研究者们都很在乎边界问题的意义：“在所有的社会领域中，非常重要的活动是在诸领域之间划定边界并维持这些边界，以及从领域本身获得社会合法化。这些过程涉及特定领域的社会建构以及各种提出权利要求的行为。”［克拉克，1990a，第20页；参见施特劳斯，1978，1982］
谁在从事艺术——或科学呢?艺术作品的生产必然涉及那些通常不是艺术家的人；在H．贝克尔的《艺术世界》［1982］的封面上印着一个慵懒的人——正从博物馆的墙上取下一幅肖像画放入储藏室，他与画家、馆长、评论家和资助人一样是艺术领域的一部分。在伯克利的脊椎动物博物馆的知识生产中，苏珊·利·施塔尔和詹姆斯·格里泽默［1989］也揭示了类似的混合体：职业生物学家、值班人员、富有的资助人、大学管理人员、业余博物学家以及环保主义者。关键的分析步骤是，研究不要从艺术或科学的常规范畴开始，而要从任务或活动开始——这些活动能够揭示致力于研究的庞杂人员的清单。若在艺术领域中没有发现博物馆管理员、在科学领域中没有发现动物看管员，那么社会学家就会受到追问：为什么通常不把这些人列入艺术或科学之内?通过何种划界－活动，这些人被界定为是外围的、边缘的或者外在于艺术或科学的——为什么?用何种方式?在何时?(4)
从事艺术活动涉及谁是艺术家以及何谓艺术的磋商，它成了这个社会领域的生产活动中的一部分。科学也同样如此。在对19世纪英国的神经生理学家的研究中，施塔尔描述了他们局部的不确定性以及他们应付这些不确定性的策略。例如，神经生理学家不仅面临政治的不确定性［不可靠的资金来源］，而且面临技术的不确定性［实验无法连贯地进行］，但是其中许多不确定性都得到了有效的处理［制定标准化的程序来减少实验的失败，把实验限制在现有的材料上以有效地使用少得可怜的资金］。在施塔尔看来，对这些不确定的处理是从事科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科学家本人对科学工作的定义却不是这样。让我们看看施塔尔［1985］所描述的划界－活动：“本领域的科学家通常以为，处理局部的不确定性‘并非是真正的科学’的特征［轻蔑的词汇包括‘无非是一种管理工作罢了’、‘一地鸡毛’，‘不过是后勤’甚或‘社会学’而已］。”［第393页；参见施塔尔，1989a］更有可能的是，科学家把真正的科学定义为这样的活动，把科学主张从局部的不确定性中带出来，走向普遍的确定性——真理的生产。更重要的是，把“处理局部不确定性的策略”排斥在科学之外的划界－活动有助于实现这个普遍确定性的目标；在撰写真正的科学以便在专业期刊上发表的过程中，对不确定性的处理被抛弃了，偶然因素消失了，知识主张不再是地方性场景的产物，它们要在普遍的自然中寻找［拉图尔和沃尔伽〈1986〉把这个过程表述为“分裂与颠倒”；第176页］。把对局部不确定性的处理从科学中排除出去，与处理策略本身一样“在研究的组织中起到了核心作用”［施塔尔，1985，第393页］。
坎布罗西奥和凯廷［1988］提供的第二个例子证明了，划界－活动是制造科学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当代生物技术中，制造单克隆抗体的技术被人们七嘴八舌地说成是艺术、科学和奇迹；把这个生产过程置于某个文化范畴当中［即划界－活动］将对如何评价和控制这项工作产生重大的影响。比如，把杂交瘤技术定义为“科学”，也许有助于把这项技术从默会的、技巧性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技能中解放出来，使之能在实验室之间自如地流动。而且，把某项制造抗体的最新技术称为“科学”，将会提升它的优越性——显然比那些带有杂质的、不确定的艺术或奇迹来得优越。另一方面，如果把这项技术描述成艺术，那么制造杂交瘤的科学家就能够逃脱工业活动的常规控制——如同艺术那样，这些技术所需的技能和精湛的技艺在大学的实验室中可以找到，但是在生物工业的生产线上十分鲜见。很显然，问题不在于单克隆抗体的制造是否是真正的艺术或科学，而在于这些划界－活动对制造过程如何被定义、实施和控制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
在阿博特的模型中，对管辖控制权的竞争是两个专业领域在交叉中必然出现的副现象。在热衷于分析社会领域的人看来，这些交叉为相互合作以实现共同的目标提供了机会。的确，在克拉克［1990b］、藤村［1987］以及施塔尔和格里泽默看来，科学是各种界限分明的社会领域之间的交叉：来自不同社会领域的人——他们对活动和解释的承诺与那些跨越边界的人不同——是如何走到一起从而完成某项活动的呢?施塔尔和格里泽默实际提出的问题是，伯克利的脊椎动物博物馆是如何构成的，如何成为科学活动的媒介的。博物馆如果要持续地受人关注，就必须仰仗人们［在时间、技能以及主要资源上］的承诺，这些人来自各种各样的社会领域，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活动和利益：职业生物学家、业余博物学家、值班人员、大学管理者、一般大众、慈善家、自然资源保护者以及动物标本的制造者，他们都是这个特定的科学领域的组成部分。但是，这是如何可能的呢?“边界对象”(boundary objects)这个有用的概念给出了答案，施塔尔和格里泽默［1989］对此种对象的定义是：“它处于几个交叉的社会领域中，并能满足每个领域对信息的需要。”这些对象“具有很强的弹性，所以能适应使用这些对象的诸群体的局部需要和限制，但是它们也非常坚韧，所以能在不同的场所中保持同一性”［第393页］。边界对象可以是思想、事物、人或过程；对它们的要求是，它们能跨越分割社会领域的边界。因此，每一方都“隐藏着”能够相互合作，共同达成某项目标的边界对象。
比如，关于动物标本的生态环境信息，其标准的记录形式就是一种边界对象，它把职业科学家与业余博物学家、自然资源保护者甚至值班人员联系起来了。这种记录形式是由博物馆的生物学家确立的，其目的是确保每个标本都带有必要的生态信息，从而使这些标本具有科学价值。这种形式必须简单明了，以保证任何非职业生物学家都能自如地填写。在此，划界－活动具有两面性，这很有趣。建立博物馆实际上是一种手段，专业动物学家据此可以声称自己的工作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因为它可以把他们的工作与业余爱好者和自然资源保护者的工作区分开来。但是，业余爱好者也是博物馆获得科学成功的关键要素，因为他们可以提供标本和信息——在职的科学家数量太少，根本无法收集这些标本和信息。(5)处理标本的标准化程序以及记录信息的形式变成了边界对象，因为它们维持了专家和业余爱好者之间的界限，同时为了实现博物馆的目标而允许相互合作，从而跨越了这些界限。加利福尼亚州本身成了另一个边界对象，因为它把地方自然资源的保护者［保护本州的野生动植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管理机构［其职能是为学者提供服务］以及职业动物学家［即刻收集现有的研究材料，从而为自己而不是别人赢得世界性的声望］的利益联系到了一起。总之，施塔尔和格里泽默揭示了科学的边界问题具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社会学维度，这个维度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边界的划定如果让那些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发现自己置身于分裂的社会领域，这将对科学活动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在共同从事科学的过程中，各个社会领域之间被建构出来的边界所带来的潜在的障碍是如何得到克服的?
文化分类史
虽然对专业和社会领域的社会研究为边界问题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它依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从工具性的角度说，对边界的磋商并不必然与职业利益和资源的追求联系在一起，尽管关于专业的研究文献常常这样做。许多磋商也并不必然地局限于在同一项目上相互合作的具体的行动者，正如社会领域的传统所描绘的那样。将科学看做是文化空间，也就是认为科学是对文化版图的持续的制图分类的一部分［人们据此理解文化世界］，这样做将会向我们提出一组截然不同的问题。科学成了日常的、实用的文化地图上的一个封闭的空间——其他版图包括政治、宗教、迷信、市场、家庭，此种文化地图是相对稳定的解释框架，它们引导着整个社会群体的实践活动。
在克利福德·吉尔兹［1973，第21页］的人类学中，制图隐喻随处可见：“文化图景”要求人们以高山、河流、建筑物以及其他带有地形特征的方式来思考信念、行动和制度。地图必须涵盖这些地方，自然的和文化的，没有边界的地图是怎样的呢?“在一个情感上或地形上非常陌生的地方，你需要诗和交通图”［第218页］。文化地图有时候是一首诗，但它也可以是一种意识形态：“无论意识形态的其他含义是什么——对未得到承认的恐惧的筹划，对隐蔽动机的伪装，关于群体连带性的老生常谈，但是其最特定的含义却是地图，关于有问题的社会实在以及确立集体良知之母体的地图”［吉尔兹，1973a，第220页］。把科学看做是文化图景上的一个封闭的空间，不仅解释了专业权力的增长，而且还能更好地理解具有历史可变性的“意义之网”［第5页］。“研究文化符号学方法的主旨是，……帮助我们进入研究主体置身于其中的概念世界，这样我们就能与他们进行广义上的对话了”［第24页］。对于使用科学［而不是仅仅是生产科学］的人来说，科学意味着什么呢?
玛丽·道格拉斯认为，自然事物或文化事物的分类，对于社会生活中被称作“结构”的东西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定制文化领域［比如科学或艺术］是“制度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性成分［道格拉斯，1986a，第45页］：“［分类］的标签保持了社会生活之流的稳定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它们运用于其上的现实……。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名称被言说，与这些名称相对应的新事物也随即出现。”［第100页］一旦被贴上标签，“某个制度的巩固”［第45页］就会涉及文化分类日渐提高的稳定性。因此，最终“我们用来思考的所有分类以及我们的社会生活都是现成的”［第100页］。但是，这些分类——制度、结构和地图——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有某种程度的可塑性，所以人们可以挑战甚至改变其中最牢固的分类：
名称就是这样被改变的，人与物就是这样被重新安排从而适应新范畴的。首先，实施或逃避控制的可能性把人们从自己的巢穴中引诱出来。然后，他们就会创造新的制度，新制度会制造新的标签，而新标签会制造新的群体。［第108页］
道格拉斯的步骤不是我所要遵循的；制度本身在依次给人和物贴上标签之前，必定已经以同样的方式被贴上标签了。
在吉尔兹和道格拉斯看来，文化分类就意义问题而言非常重要：对处于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的人来说，科学意味着什么呢?这就让法国人［福柯］在边界问题上从意义转向了权力。福柯［1980］认识到了“空间的魔力”［第69页］，这使得他能够发现权力／知识之间的联系，“一旦我们能够根据地域、领域、灌输、位移和换位来分析知识，我们就可以把握住知识作为一种权力形式发挥作用的过程，以及知识散布权力效果的过程了”［第69页］。知识空间化的基础是划界过程，对于划界过程，福柯是用容纳／排斥来讨论的：在任何一个历史时刻，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谁有权说什么，什么算得上是真理?回答这些问题必须通过解释科学变化着的边界和疆域才能完成。“17世纪知识论的转变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知识的空间化是如何成为科学知识构成中的要素的。”［福柯，1984，第254页］这个过程与权力的运作之间从不像想像的那般遥远：
对话语实在的空间化描述指向对相关的权力效果的分析……。话语的构成以及知识系谱学需要得到分析，这种分析不是根据意识的类型、知觉模式以及意识形态的形式来进行的，而是根据权力的战术和策略进行的。……这些权力策略的运用是通过领域的划界、对版图的控制和组织来实施的。［福柯，1980，第70～71页，第77页］(6)
布尔迪厄的科学场域的思想——竞争性斗争的场所——延续了福柯对知识空间化的兴趣，并把它与权力联系起来，但是却回头过来转向了基于利益的还原主义：
事实上，最重要的是施加于科学定义之上的权力［对能被看做是科学的问题、方法和理论范围的圈定］……因此，对科学斗争中的重要之物的定义，是科学斗争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布迪厄，1975b，第23～24页］
“新”文化史也为社会空间的分类提供了更恰当的理解。罗杰·沙尔提［1987， 1988］、纳塔利·泽蒙·戴维斯［1975］以及罗伯特·达恩顿［1984］都把意义问题重新置于这个学科的中心——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这个学科曾经把意义问题埋藏在经济学或政治学的所谓的优先性之下［亨特，1989，第4页以下］。“对意义的诠释而不是说明的因果律，被认为是文化史的中心任务”［亨特，1989，第12页］，这项工作要求我们明确关注“分类、分割和分组，与知觉和评价实在的基本范畴一样，它们也是理解社会世界的基础”［沙尔提，1988，第4～5页］。恢复文化范畴——科学在何处?——无法与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分离开来；文化分类建构了那些领域：“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并不优先于或者决定文化关系；它们本身就是文化实践和文化生产的场所。”［亨特，1989，第7页］沙尔提［1988］对新文化史的定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层建筑的观念差异甚大：“文化并不处于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之上……所有的实践不仅是社会的或经济的，同时也是‘文化的’，因为它们把许多方式都转入行动中来，而人正是通过这些方式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第11页］最后，新文化史确认了制度化的范畴与那些暂时的、偶然的、推论性的、实用的范畴设定之间［这些范畴构成了划界－活动］存在着的纠缠不清的关系。“我们［必须］认为，每个群体或情境［产生分类和知觉的地方］中的图式都是真正的社会制度，这些制度包含了……精神范畴和集体表象。”但是，这些制度既不是普遍的，也不是超越于重建范围之外的，沙尔提［1988］继续说道：“在［思想对象范畴］被误解的永恒性的背后，我们必须承认的不是对象而是对象化，每次都是通过对象化来产生出最初的型构(configuration)的。”［第6、46页］思想领域或空间不是被一劳永逸地建构起来的，而是在有时会获得制度的稳定性和坚固性的话语实践中不断地得到重构。
乔治·康吉扬和米歇尔·塞雷斯把关于文化空间的自由讨论带到了科学中。康吉扬［1988］以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语言确立了自己的历史规划：
科学史是某种被称为“科学”的文化形式［空间?］的历史。你必须精确而详细地阐明何种标准使得下述决定成为可能，即确定在任何给定的时间，一个特定的实践或学科是否值得享有科学的美名。［第27页］
很明显，把定义科学的任务从分析者手中转交到行动者那里是有深刻的根据的，在科学论中的建构主义诞生之前，这一根据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康吉扬写这段话的时候已经70多岁了］。当康吉扬［1988］警告历史学家不要“把科学史化约成一幅毫无特色的风景，一幅没有浮雕［或界限］的地图”［第39页］时，我们从中找到了一种制图的意象。康吉扬把自己的工作与塞雷斯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塞雷斯［1982］也认为自己正在从事“知识的制图学”［第xx页］。他们二人都认为：
科学史［是］随意接受的分类［即“科学”］的受害者，而真正的问题是要揭示此种分类为什么会存在，也就是说要承担［用塞雷斯的话说］“批判的分类史”的任务。［康吉扬1988，第18页］
在塞雷斯自己的工作中，当他打开这些文化空间的常规边界去揭示其随意性和历史性时，科学史很容易淹没在神话和文学作品的历史中。
这些涉及文化分类的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为科学划界这杯美羹增添了些什么呢?主要添加了四种佐料：第一，制图隐喻为思考各种文化现象［如科学］间的关系提供了一套强有力的语言。人们还提出了其他有用的隐喻来解释科学、技术和社会——特别是“网络”［T．P，休斯，1983；拉图尔，1987］。把科学看成是地图上的某个场所能揭示出科学的哪些方面的特征呢?寻找边界和空间能获得什么呢?这有助于我们揭示出全境图［如科学］的边界存在三个方面的差异吗?——有些边界是模糊的，有些则很清晰；有些可以渗透［人或信念常常审交叉］，有些则十分严密；有些具有可塑性，有些则很坚固。这有助于我们把文化空间想像成遥远的、相互毗邻的、重叠的抑或是相互嵌套的吗?从制图人员的专业辞典中借用的额外概念，如海岸线、路标、比例尺、方位、坐标、兴趣点和图例能有助于我们更多地了解科学吗?
第二，这一视角并没有赋予“既成的科学”以特权，没有把它当作是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相反，它敦促人们分析，这个与众不同的空间是如何从文化实践及其产品的混合体中被渐渐地雕刻出来的。科学是一个文化空间，离开它在浮雕中出现的背景［以及几个世纪以来的划界－活动］，我们就无法理解它。科学在文化分类上的历史变迁——划时代的和短暂的插曲两个方面——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第三，这一取向把人们的目光从曾经在科学社会学中流行一时的东西［对社会制度和科学家的职业的研究］以及此后更为流行的东西［对做出断言与相关实践的研究］上移开了。现在的焦点是科学变动不居的边界和疆域，以及人们用来指派意义、评估环境和制定策略的地图——这就如同他们阅读报纸、争论政治问题，以及决定相信谁、相信什么那样。对划界－活动和科学的研究，不仅应该考察那些忙忙碌碌的制图人员［他们直接参与文化地图的绘制和完善］，而且还应该考察消费者［他们有选择地使用这些地图，去自己想去的地方］。
第四，文化史家提出了一个令人疑惑的理论问题，这对我们很有帮助。在某人被迫决定自己应该相信某个主张的时候，科学被重建了吗?当然没有：文化空间的某些地图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稳定性和便携性，这使得它们能够在实际的情境［人们需要获得帮助以便穿越信念和知识的领域］中被定制出来。这些方便的地图从未就某个特定的划界－活动的内容或结果做出定论，但是却为人们所熟知的特征提供了储藏库，人们可以从中选择某些特征，并把它们赋予科学或某些竞争性的主张［提出主张的人、调查活动等等］。这些地图的熟知性——坚固性——恰恰得自在相同属性上的重复归属或例证性归属［吉登斯，1979，第64页］，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循环。在持久的文化空间及其暂时重建之间确认了这种交互式的、“结构化”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在不诉诸于任何本质主义的、先验的科学定义［基于“真正的”科学是什么］的情况下，一些科学的卫道士就被轻易地、常规性地排除出局了。分析的危险在于把科学的文化空间具体化为某些非常稳定、非常“具有结构性”或“制度化”的东西，以至于划界－活动的暂时性重构的意义丧失殆尽了。克服这种危险的方法是，对文化范畴获得或失去坚固性——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们多少具有实在性——的过程作细致的经验研究。不断变迁的文化地图有待于社会学给出解释：为什么科学的边界－疆域的某些特征比其他特征更容易穿越时空?
女权主义科学论
女权主义为边界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它结合了历史兴趣［植根于文化的科学定义是如何影响女性的］与反思性的、实效性的兴趣［根据女权主义思想和政治批判来重新思考科学方法论的既定边界］。那些追问“科学问题”［哈丁，1986］的女权主义者检验了两类边界——性别和知识，并且发现了能证明两者具有密切的共变性的有力证据；几个世纪以来的双重划界－活动(double-boundary-work)把科学推向了男性气质，而让女性气质远离科学。尤其是，有两个问题把女权主义科学论与STS的划界问题联系了起来。第一，为何女性在科学中的比例不足，尤其是在荣誉和权力的最高层。第二，通常围绕“合法的”科学实践所划定的边界本身是否是“男性中心主义的”或“男性主义的”，因此现在重新划定边界是否对女权主义的方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女性在科学中的地位如何?一个较低的地位，根据大多数的描述，一般接近于边缘。或者说，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吗?玛格丽特·罗西特对1940年美国的女科学家进行了调查，发现从事科学的女性的名字长达400页。但是，这些数量并不足以动摇下述结论：从历史上看，女性的地位是“从属的”，［因此］那些规定什么是科学的多数历史学家们可以对之视而不见［罗西特，1982，第xv页］。理解女性在科学中的代表性不足是一项双重的任务：第一，悬置当今“真正的”科学的常规边界，以便重新发现女性的贡献——这些贡献要么遭到明确的排斥，要么遭到忽视；第二，考察围绕女性和科学所划定的变化着的文化边界，正是这些边界打击了女性从事科学的热情，使得她们的科学之旅步履维艰［当她们开始踏上这条路的时候］，并且使她们的职业终点远离声望、权力资源——而男性能够以不成比例的方式获取它们［参见诺布尔，1992］。简单地说，科学日益稳定的文化边界排除了女科学家，或者把她们边缘化。这首先是把她们的研究和贡献推向边缘，其次是提供一个规范的情境，从而使下述陈旧的假设合法化，即从事真正科学活动的女性不是真正的女性。
一旦科学的边界变成了偶然的、实效性的建构物——社会群体用它来解释和改变自己的世界，就会有更多的女性对科学做出贡献，更多的研究工作也变成了科学的。隆达·席宾格［1989］给出了一个人所共知的关于妇产学的例子——不怎么为人熟知的例子有烹调术、家庭经济以及巴黎沙龙的争论，以此来说明，女性占统治地位或女性所控制的某些调查活动、发现活动以及有实践效益的活动是如何被定义为前科学、迷信、应用技能或人文学科的，而真正科学的边界只有通过她们的职业化来制定。在追溯具有女性特征的话语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出现时，令席宾格疑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在法国沙龙中发现的交际活动被说成是一种为女性所特有的诗性风格——尽管有许多男性，许多重要的男科学家也参加了这些没有性别限制的学术讨论和科学讨论。发展着的科学边界——通过它们在学历系统和教育系统中的制度化，通过把科学工作从私人领域［比如家庭，女性一直在这里呆着］移入大学或国家研究院的公共领域［女性长久以来与这里无缘］，这些边界变得越来越巩固了——沿着性别这条线开启了研究、发现以及实践应用的传统。女性所参与的甚或占主导地位的某些传统变成了非科学。
把这些类科学的贡献推向边缘的同一幅地图，也先天地影响着个人的选择和制度安排，这使得进入科学的女性变得更少，并把她们的贡献当作是附属性的。男性／女性与科学／其他知识的划界的共同演变覆盖了男性和科学空间，它甚至在职业生涯的最初阶段就阻止了许多女性进入科学，而且它组织了科学制度［培训中心、研究组织、大学］，从而使女性接下来的科学职业生涯变得步履维艰［参见罗西特，1982；席宾格，1989］。这种划界－活动绘制了一幅神秘的地图［就其结果而言是真实的］，“把客观性、理性和精神看做是男性的，而把主观性、感性和自然看做是女性的”。凯勒［1985］继续说道，价值的这种空间性别化导致了一种流行的情况：“女性成了个人的、情感的和特定事物的担保人和守护者，而科学——非个人的、理性的和关于普遍事物的杰出领域——则成了男性的狩猎区。”［第7页］关于科学形象与男性气质之间的联姻，并不存在必然性或历史普遍性。把女性限制在“柔弱的、纤细的、情感的、非竞争性的和培育性的”活动上［在此没有什么听起来像科学］，这一做法在19世纪发挥了充分的力量，适逢劳动力的女性化——以及与之相伴的科学的女性化——开始如日中天的时候［到世纪末这一情况已经消失了］［罗西特，1982，第xv页］。女性现在被建构为是不适合从事科学的人，［绝非偶然］人们运用科学不断提高的权威性来支持这个神话。生物学对性别差异的研究［尤其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发现，在女性的身体——大脑、头颅、骨盆——中存在一种机制，与满足生儿育女的要求相比，这种机制满足科学的智力要求的效率要低得多［席宾格，1989，第215页］。哈丁［1991］的结论是：“女性们清楚地知道，自然科学知识被用来满足我们的统治旨趣而不是解放旨趣。”［第8页］
如果你思考一下进入科学领域的女性的典型的职业生涯，那么这个神话就成了一个自我兑现的预言［默顿，1948／1968］。正如罗西特所揭示的那样［1982，第314页］，文化异质性的、僵化的“女科学家”是一个背景，在此背景上出现了两种边缘化的形式。有些女科学家被指定去完成沉闷的、默默无闻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于制造知识的真正工作来说是附属性的，所以她们在等级结构中处于［现在也是］从属地位。有些女科学家则被分配到“不冷不热的”科学领域中［现在也是］，她们的能力被认为特别适合于这些领域：“家庭经济学、植物学以及儿童心理学。”
具有文化偶然性的划界－活动过程如何有助于解释女性在整个科学史中所处的边缘地位，这个问题的提出促使一些女权主义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去追问另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把性别绘制在知识中——把男性绘制在科学中——是否已经把科学知识和实践封闭在一个过于狭小、位置不当的空间里，因此无法实现解放规划——此规划是女权主义的分析规划的补充?女权主义研究是否需要一种不同的科学方法论，一类尽管与“科学”不同，但绝非是无效的、无用的或不可信的知识或求知方式呢?［参见费格特，1992］当人们意识到“女权主义”本身涉及某种不同于科学的东西时，上述问题就特别紧迫。吉尔兹认为自己不仅是个敏感的观察者——观察别人的划界－活动，而且还是这种修辞方式的老道的实践者。关于女权主义的科学和研究，他最近写道：“当然，令人焦虑的是，让科学受制于道德和政治纲领［它处于科学的目标之外］——社会授权，将会破坏科学的自主性、自由、活力、权威和有效性。”［吉尔玆，1990，第19页］看到吉尔兹刚刚绘制的地图了吗?自由、活力、权威和有效性变成了“科学”这块疆域的兴趣点，它们被放置在不可逃脱的领域中——这个领域与另一个领域是分离的，即“女权主义”——它有自己的标界：为赋予女性以社会权力而提出道德和政治纲领。在科学与女权主义之间必定存在这样一种地貌吗?为什么?价值中立的科学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圈套吗?
关于与众不同的女权主义科学方法论的需要［以及承诺］，人们已经提出了许多建议，这些建议过于宽泛，本章无法一一加以处理。人们争论的中心是科学与政治［价值、伦理］之间的界限问题，它们的界限不仅模糊而且不稳定。科学的可信性和文化权威很大程度上是科学家一再把价值观从自己的领域中驱逐出去的结果，少许的划界－活动从来就不是完全可信的，不足以应对持续不断的挑战。女权主义对知识图景做出了一种更有效的描绘，它重新把事物分成科学的和不科学的：以确定客观性、价值观和公正性究竟在边界的哪一边?事实上，女权主义研究提出了两种策略，从而对吉尔玆做出回应。第一，科学和价值观之间的界线被抹去了，因为对科学实践的历史考察和民族志考察使它们的分离成为一种幻觉。第二，一个新的文化疆土被标画出来了，它覆盖着科学与政治，据说它生产的知识与不带价值观或利益的科学知识一样是可信的、有用的［参见朗吉诺，1989］。哈拉维［1991］用“奇异的边缘性生物”，比如类人猿、受机械控制的生命和妇女，绘制了一张“后现代世界主要‘差异’体系的生物政治图”。科学被定位在哪里?它的轮廓是什么?在哈拉维［1991a，第7页］撰写有关进化和支配的章节时，“政治与生理学的结盟”是其重点。科学空间与政治空间之间不存在无法消除的界限，情境性的、有立场的、局部性的、多样性的、受情感驱使的、批判性的、客观+主观的知识跨越了这两个领域。
总之，通过揭示科学的性别构成［以及女性的科学构成］，通过揭示划界－活动的实践作用［把女性排除在科学事业之外，或者把她们边缘化］，女权主义推进了STS中的边界问题的研究。从实践上说，女权主义也成了划界－活动的一个例证，这个方案试图部分地通过重构科学和政治、文化和自然、客体与主体、男性与女性来寻求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