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商业化的因素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380页（2769字）

我们现在要问的是，为何科学逐渐被看做是一种“商品”，一种可以商业化的知识财产形式?STS的文献指出，有5个关键的社会经济过程在起作用，在推动着科学的商业开发。

第一个因素是科学技术知识在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具有“知识性的”(epistemic)特征［里普，1991］，尤其是最近几年的迹象表明，无孔不入的、具有推动作用的技术支持着大量的产业部门——而不为任何一个部门所独有。信息、交流和生物科学技术就是这些新型知识形式的最好例证，越来越多的部门必须以这些知识为基础才能保持竞争力。

与此相关并且由此与科学的日益商业化相关的是，基础研究与应用性研究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了。因此，正如豪厄尔斯［1990］所说：

高温超导领域中的基础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依照将来的应用展开的。同样，在生物技术的某些领域，应用方面的实质性进展如果没有基础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的突破是难以想像的。［第273页］

因此，对公司而言，与研究中心挂钩对于获得基础的、普遍的技术来说越来越重要，未来的创新正是通过这些技术才能得到保证。学术－产业的联合对于研究密集型的公司已经变得至关重要了。随着新技术在知识基础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增长，它们便建立了一个斯坦凯维奇［1991］所说的“技术领域”［比如控制论、控制工程学、计算机科学以及基因工程］。这些技术领域创造了把不同的组织领域和技术领域中“知识制造者的集合”联系起来的新的“交流系统”。

第二，随着前文描述的科学技术在知识性特征上的变化，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的劳动分工的出现，这种劳动分工促使先前相互独立的机构之间保持更紧密的联系。迪斯科(Disco)等人［1990］认为，随着科学技术在知识性特征上出现的这些变化，“它们造就了一种劳动分工，在这种分工中，大学可以参与技术创新”［第2页］。大学已经成为所谓的前竞争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场所，它们常常受到政府和产业部门的共同支持从而为将来提供战略性的技术。这类研究集中于广泛的普遍原则和模型，后者可以得到改造从而应用于特定的技术系统——比如汽车设计、家具制造、土木工程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领域与实际的产业部门是相互分离的。正如斯坦凯维奇［1991］所说：

技术领域与具体的技术系统存在部分的脱节。技术专家共同体与实践者“共同体”［他们与特定的产业部门之间存在直接的相关性］相互交叠，前者所开发并共享的知识与许多不同的实践者共同体相关。新的基础技术［比如激光工程、蛋白质工程等等］的开发强化了上述局面。［第17页］

因此，随着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知识性联系的发展，二者的制度性界线被打破了。

推动跨组织联合的第三个因素与资本主义生产的重组有关，这种重组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在维持利润率方面遇到了严重的麻烦。这个时期见证了基于大规模批量生产方式的“福特式”生产体系［它的目的是为同质性的大众市场提供标准化产品］向目前的“后－福特式”的“灵活专业化”的转变。今天的公司把曾经作为整体的生产过程拆解成不同的部分，并把它们分配给专门的子承包人或附属机构，后者的服务和技能对市场和技术的变迁迅速做出反应，这样，这些公司就可以使灵活性最大化，并且保持低成本。这种做法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与大学保持更紧密的商业联系。正如OECO［1990］评论的那样：

长期的结构性经济危机和复苏的开始影响了企业的策略：特别是，服务的约定承包增多了；在许多情况下，这促使它们不仅把特殊领域的先进教育包出去，而且把专业工作也包出去，这些工作可以在其他更具科学条件和资金条件的实验室中进行［大学实验室、私人或公共的合同式研究机构］。［第l0页］

当公司试图以这种方式对资本本身的危机做出反应时，西欧、美国以及最近的东欧和前苏联的学术机构正经历着由国家支持度的降低所导致的危机。学院传统上所赖以生存的资助性经济的破坏以及更具竞争力的交换经济的出现，要求这些机构去发现并建立它们所能胜任的专业领域，这就是我们的第四个主张。进一步说，在80年代中期，大多数西欧和美国的大学最先享受或者扩大了获得和开发专利的权利［里姆斯，1986］。这显然意味着，大学越来越愿意建立商业性企业，越来越愿意与这样的企业建立联系。这样，公共和私人部门中同时发生的财政变化和结构变迁赋予了跨组织关系以进一步的推动力，而技术系统的知识性的变化早已经开始推动这种关系了。

最后，不少的评论强调学院在如今的区域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比过去广泛得多。也就是说，许多国家的政府试图把学院与产业之间的紧密关系以及公共部门知识的商业化作为经济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的替代物。在80年代的英国和美国尤其如此，在这些地方，对于核心权力管理机构来说，国家为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制定的计划在政治上是无法接受的。这些管理机构不是通过减税这样的经济政策［这样的政策会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产业基础的改造］来应付产业的不景气，而是致力于营造一个总体的环境，它们相信这样的环境将会引导技术转移。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改造大学对公共资助的需求，比如要求大学采取推动研究成果商业化的步骤，大学就能成为产业政策规划的替代品——对于这样的政策规划，政府是不愿意直接承担的［埃茨科维茨，1990a］。

科学园区，作为一种吸引并安顿高技术产业的工业园区的变体已经成为这个过程的一个显着的特征。斯坦福［美国］、坎布里奇［美国］和剑桥［英国］被看做是确立区域技术支柱的最成功的典范，如今围绕这些技术已经出现了区域性的发展。为了模仿这类成就，世界各地建立了许多诸如此类的园区，并成了解决技术转移和就业机会的关键性的机制。在某些地方，比如意大利的巴西利卡塔(Basilicata)，还不具备使这类园区普遍地获得成功的基础架构。所以，正如蒙克等人［1988］所表明的那样，这些区域的发展潜力被高估了。另一方面，过早地期望收获有可能会低估它们的潜力［惠勒，1993］。比如，20世纪80年代早期，伦塞尔利尔(Rensellear)工业研究院在纽约特罗伊［Troy］建立的园区最初被认为是失败的，但是到了80年代末人们认为它成功地推动并维持了大量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