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经济例外论以及科学与政治的未来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434页（3544字）

我们是否应该为公开地揭露科学例外论的不足——国会监督与技术评估办公室的建立证实了这一点－－而感到焦虑不安呢?把科学看做是一个享有特权的部门的传统科学观认为，这种监督活动的揭露作用附带地损害了科学发现真理和创造技术的能力。它还可能认为，把国会中的技术评估办公室说成是机构利益的奴仆，这样的说法同样也有破坏作用。普赖斯［1967］也许会认为，批评科学以及议会对科学的支配，将对基本民主机构之间的均衡产生负面影响。如果这样看待科学的话，那么政治机构就有可能在自充是权威——权威应该以更多元的形式来分布。也就是说，多元论者可能在国会对大学的控制上感到十分担忧，因为他们相信大学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而对于防止集权化来说，大学的独立性是必不可少的。

STS应该超越这种多元主义的观点。如果埃茨拉希［1980］的如下说法是正确的，即科学代表着“用同样的知识论标准支持自由－民主政治这一建设性事业的可能性”［第51页］，那么与破坏权力的多元分布相比，公开地解构科学将从更大程度上破坏民主制度。实际上，埃茨拉希［1990］把科学权威的式微与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的合法性的式微联系在一起。科学似乎不再有能力为政治设定廉洁、文明、共识、经验主义以及工具主义行动的可靠标准。尽管埃茨拉希希望美国能够重新创造出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它不依赖于科学对思想的框定，但是他所看到的那些非民主的替代性选择不仅正在缓慢地滑向独裁，而且滑向法西斯主义。另一种研究途径是关注科学－政治的边界，也许它正在寻找某种能制衡解构科学的力量。

以上对技术评估办公室以及国会监督科学的简要考察表明，部门之间的竞争和财务审计——同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学——如何能够推动科学政策。本文的考察还揭示了，这种政治学是如何颠覆科学的知识论例外论、柏拉图式的例外论以及社会学例外论主张的。剩下的只有经济独特性。由于它附属于政府资助基础研究这一主要的根据之上，对于未来的政府－科学关系而言，经济独特性也许是一种影响最大的例外论范畴。因为，即使科学不是“真理”，即使科学没有超越外行人的知识范围，但科学仍然是政府为了提高未来的经济生产力所选择的最佳投资对象。

这个经济问题出现在一个新的争论水平上。与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培养以及大学在全球竞争性经济中的作用一样［泽伯格，1991］，“处于稳定状态的科学”的问题多年来已经引起了国际性的关注［科岑斯等，1990］。事实上，在基本的科学政策问题上似乎存在非同寻常的国际共识，这种共识主要是以无疆界的问题为基础的，属于共识范围的问题有：能源与环境，AIDS以及可持续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经济发展［弗赖尔，1991］。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科学具有工具性，它适用于广泛的政治问题领域。根据这一点，我们似乎可以预期，对科学和科学政策的国际性关注会愈来愈强烈［罗内因，1984］。

在过去的10年里，研究预算总体上的提高成了美国科学的动态稳定状态的一大特征，除此之外还有资源需求的提高。在一份关于250名学院科学家的非正式调研报告中，利昂·莱德曼［1991］认为，处于稳定状态的科学“为低落的士气、期望的降低以及有限的视野所困扰”［第4页］。在莱德曼看来，“科学是有价值的”。“如果没有400年的科学研究成果，那么现代社会就是不可想像的”。莱德曼用受阿波罗计划刺激的经济活动，以及曼斯菲尔德［1991］的最新研究成果［它表明学术研究具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回报率］，来证明科学的济世功效。

对于政治家来说，稳定状态带来了一个不同的问题。G．布朗议员——众议院科学、空间与技术委员会主席，在国会，他近30年来一直是科学的支持者——预言，那些在里根－布什执政期间嗷嗷待哺的国内项目，将把它们觅食的目光投向联邦政府750亿美元的研发投入。在直截了当地评论莱德曼的报告时，布朗吐露出他对报告“缺乏独特性”的忧虑。他指出：“你可以轻易发现，在250名享受医疗保险的人当中，在250名残疾退伍军人当中，甚至在250名国会成员当中，绝望的程度是相似的。”布朗［1991］断言：

如果我们打算为联邦政府用独特的方式对待研发做出辩护的话——并且我们将不得不进行辩护，如果我们希望维持这一做法的话——那么我们所展示的案例就一定不要基于个别忧虑重重的科学家的那些受挫感和不快。相反，我们必须基于国家的福利。［第25页］

布朗承认“线性研发模型”是不充分的，他认为，对于获得经济和社会收益而言，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既不必要也不充分。他认可那些对科学技术展开学术研究的人多年来所获得的见识［比如莫厄里和罗森伯格，1989；平奇和比杰克，1987；沙普利和罗伊，1985；怀斯，1986］，这种认可很重要，因为线性模型在决策者对科学经济学的看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常常认为，这种模型意味着资助研究项目是政府介入研发体系的最佳做法。这种模型不仅对联邦政府介入基础研究的位置做了限制，而且把介入方式仅仅限制在增加资金投入以获得更多的产出。线性模型的简单性使科学成为联邦政府中很诱人的投资目标，而且它强调，科学具有独特的能力，能够从公共资金的投入中创造经济回报。在美国，决策者对这种模型的支持在技术政策概念化以及实施技术政策的过程中带来了一些问题［阿历克，布兰斯科姆，布鲁克斯，卡特和爱泼斯坦，1992；科岑斯，1988；苏丹，1988］。

布朗议员的科学观代表着科学政策制定的新措辞，此种措辞有可能获得更广泛的认可。根据这种措辞，看待科学的经济回报的方式显得十分微妙。政治家们希望科学共同体能够成功地“为用独特的方式对待研发做出辩护”。他们承认，人们将不再假定科学能够带来经济回报，不再假定科学值得享有含蓄的特权地位。但是他们认为，科学家能够并且应该“清楚地确定研发活动的本质与经济活力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G．E．布朗，1991，第29页］。换句话说，即使科学为自身的经济重要性构建了一种政治构架，它也应该抛弃自己的自负和例外论假设。

在有关科学的争论中，新的政治－经济措辞呼吁SSK的学者要更多地关注科学政策。正如拉图尔［1987］指出的那样，政治机构是科学家的“强制性通道”。它们同样也应该逐渐成为SSK的“强制性通道”。因此，与那些借以理解科学机构如何运作的工具一样，那些借以理解政治机构如何运作的工具对于研究科学与政府来说有着同等的重要性。这种挑战不仅向政治科学敞开，而且向一系列学科敞开。如果不关注政治现象，那么对社会中的科学的说明就不可能是完整的［科岑斯和吉瑞恩，1990］。

当学者遭遇政治机构时可能会问，它们为什么有如此高的稳定性呢：如果政治过程颠覆了科学独特性主张，那么科学为什么仍然高高在上，仍然受到尊重呢?这因为经济例外论很重要吗?这是因为埃茨拉希的主张——自由民主制度需要科学来传播共识性的、改良性的变迁理念——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承认吗?这是因为人们非常笨拙地认为需要一个看似客观的、自主的群体［把疑难的问题托付给这个群体并从它那里获得合法性］吗?能够充分解构科学的政治过程是如何不断地尝试重建科学的?

SSK要想与自己所研究的社会之间保持联系，就必须认真对待上述重要的问题。政治家们忙于操纵科学技术的活动，而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却疏于引导或审查科学的活动。我们这个领域的学者非常适于在经济例外论对于维护科学的独特地位的重要性方面提出问题。因为科学家可以从政治家那里获得足够多的资源和自主性，而政治家要求从科学家的活动中获得声望和绩效，所以经济独特性是科学家与政治家的惟一共识吗?或者说，因为科学家最终将抵制政治家们的操纵［后者力图使科学为经济服务］，所以这两个群体将会发生冲突吗?

最后，学者们可以考察科学的经济例外论所带来的重要影响——在把科学的重要性还原成经济价值的同时，它还倾向于把社会还原成市场和经济关系。在对科学进行政治重建的过程中，为了赋予科学与社会以更广泛的价值，非市场力量的切入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