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国会监督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431页（3360字）

美国国会不仅是技术评估办公室以及其他机构提供的技术建议的消费者，它还为世界上最大的基础研究事业提供资金并进行监管。在国会中交汇的各种力量——预算限制、利益集团、司法竞争、规范性理念——从各个重要方面塑造了科学。虽然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政治制度和政治行动者对科学的影响［比如，贾撒诺夫，1987］，但是制度政治学之于科学的重要意义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这个事实很显眼，因为最近几年，法庭以及其他政治机构已经在从事科学论的工作了；事实上，他们正在做的是一项解构科学的学术任务。美国国会所做的是一项可称为是解构科学例外论的事情。也就是说，国会成员自己发现，“已经被制造出来的科学被提到人们面前的科学、被认识的科学，与正在制造中的科学［寻找中的科学、不确定的科学、未知的科学］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拉图尔，1991c，第7页］。

约翰·丁格尔［D-Mich］议员，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拥有对国家卫生研究所以及其他研究机构的管辖权——是这一发现的先驱。1981年以来，国会运用国家卫生研究所来控制其资助项目中的欺诈行为和滥用行为［布罗德和韦德，1982；戈尔德，1993］。1988年以来，丁格尔调查了科学欺诈行为和不正当行为，并且调查了科研管理中的其他问题——包括不正当地支付给大学的资金，以及研究人员之间在财政方面的利益冲突。这些调查令科学共同体感到惊惶失措，因为它预示着令人难以承受的联邦政府管制［埃布尔森，1991a］以及“科学的丁格尔化(Dingellization)”［外斯，1991］。尽管科学共同体摆出了防御姿态，但丁格尔的调查不能被看做是对科学共同体本身的攻击，而只是使它接受严格的财务审计——这种审计引发了对科学例外论的解构，而此种解构其实是一种“间接的损失”。

丁格尔与国会大厦中最积极的数量众多的调查人员一道，试图表明国会拨款最终应该把科学家限制在公共利益之上。丁格尔提醒科学共同体说，在80年代财政紧张的情况下，他的委员会仍然非常支持国家卫生研究所的研究。但是，他将“就资金花费展开调查”，因为预算“无法负担……无意义的或欺骗性的工作”［美国众议院，1988］。丁格尔还指责科学家“态度傲慢……在那些掌管公共资金和公众财产并且对纳税人负责的人看来，这种态度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美国众议院，1990，第3页］。

在监督和控制一项内行事业［比如科学］时，政治家们使用了一种被称作“转喻”(metonymy)的技巧：只需控制科学事业容易理解的一小部分，就可以实现对整个科学事业的管理［特纳，1990］。财务审计是一种特别有效的转喻手段。通过审计，丁格尔使得国会对科学的控制等同于对科学例外论的颠覆：“长久以来被明确当作神圣之物的科学共同体，在面对联邦经费审计中提出的质疑时，表现得像受到政府迫害的无辜者一样”，主席警告说，“如果这种态度不改变，那么公众对联邦政府资助科学的支持度也许会降低”［美国众议院，1991，第2页］。通过把这个问题设计成一个财务审计对科学例外论的问题，丁格尔在达成自己的目标时就无需成为“反科学的”。所有带有不同政治倾向的国会成员都发现，支持审计和节俭，反对特殊化和浪费是有益的；丁格尔本人对科学不构成什么问题，他所体现的是一个普遍的政治原理［梅林，1974］。

在联邦政府资助的科学中，若干明显的不正当行为的案例引起了丁格尔的注意。不仅科学的规范结构明显未能阻止不正当行为，而且丁格尔看到，这些规范或者没有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完全得到了制度化，或者在大学调查欺骗言论期间没能受到系统的重视。丁格尔警告说，大学通常先“定下调子”，“只是首次在数据上有瑕疵或有所欠缺”，这“似乎是包庇，目的在于保护自己的机构和某些高级科学家”。“在某些情况下，调查科学欺诈以及不正当行为是由调查对象执行的，而在某些情况下则仅仅是由利益团体自己实施的”［美国众议院，1988，第2～3页］。不正当行为向同行评议体制提出了挑战［本－耶胡达，1985；丘宾，1990；丘宾和哈克特，1990］，尤其是，国会发现同行评议和部门委员会并没有基于对经验证据的怀疑性分析而做出带有普遍性的决策，相反，导致了利益的冲突和共谋。

对揭露者予以保密，以保护他们在发现和纠正错误以及不正当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丁格尔由此向科学的知识论独特性提出了挑战。从揭露者玛戈特·奥图尔那里，丁格尔发现，除非科学家向文献中的可能错误提出质疑，否则科学的自我纠正机制就无法发挥作用。奥图尔［她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卫·巴尔的摩的一位年轻同行］向知识论的独特性提出了挑战。她的困境表明，知识论权威依赖于社会互动，依赖于资源和同盟网络的建立：从试管的成分到选举出来的官员。也许“真理会出现”，但不可能没人去建构网络——巴斯德或奥图尔［拉图尔，1988］。

揭发者论证的第二层意思是，科学思想市场并不非常平等，即使交换规则很公平，资源在科学家中间的不均衡分布也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玛戈特·奥图尔在证5词中抱怨说，在她接触了巴尔的摩［一篇受审查的论文的合作者，和她一起接受调查］之后，巴尔的摩要求与玛戈特·奥图尔联名发表。根据奥图尔的证词，巴尔的摩曾威胁道，要不然他要自个发表，让科学界同行们作一个定取。奥图尔这位博士后似乎有理由断定，同行将会相信巴尔的摩，而不是她本人。

丁格尔也向拥有特权的科学真理的建构发起挑战。在1989年5月“巴尔的摩案”的听证会上，丁格尔向这篇成问题的论文的作者提出了论文中关于自动射线显影的图像问题。像《细胞》期刊的投稿人常做的那样，上述作者制作了一幅合成图像。自动射线显影的各栏先分别照相，并单独成像，最后，通过最能证明作者的科学主张的方式把它们重构出来。这本期刊并没有要求标明这幅图像是否是合成的。情报局派来调查的法律专家在陈词中描述了通过组合分离的图像从而证实某个科学主张的方法。丁格尔感到惊讶的是，科学家是怎么知道选择哪些图像和图片的?因为科学家们常常宣称，根据定义，研究是对未知事物的探索，关于研究结果他们所知甚少，这些结果是无法计划或控制的。那么，他们怎么知道选择哪些图片呢?如果对图片的选择基于某种假设，那么，所谓的证据岂不是成了同语反复吗?或者不就是欺骗吗?数据选择问题直指作为一种建构活动的科学的核心［如诺尔－塞蒂纳和阿曼，1990；库恩，1962／1970；拉图尔和沃尔伽，1979；梅达沃，1964］。

1988年不正当行为听证会之后，丁格尔和他的一位同事起草了一份组建科学廉洁办公室的草案，它负责调查科学中的不正当行为。因为遭到科学共同体的强烈抵制，因为存在复杂的立法日程表，所以此项修正草案没能生效［梅尔维斯，1988］。然而，在第二年春天，美国公共卫生局，国家卫生研究所官僚机构的发祥地，建立了科学廉洁办公室和科学廉洁评审办公室。这些由国会设立的办公室进一步弱化了科学的社会学例外论，因为人们认识到，默顿的规范结构是不充分的，思想市场需要管制，并把这种认证制度化了。

丁格尔拒斥这样的预设，认为科学尤其有权获得独立于国会监督和调查的自主性，这种做法遭到了很多批评。他则反击那些支持柏拉图式的科学独特性的人，后者认为“国会没有能力理解科学，甚至没有能力向科学提出问题”。丁格尔反驳道，“没有人质疑国会的能力”，在国会，在冷聚变、战略防御计划或粒子加速器项目上都有专款［美国众议院，1989，第2页］。在丁格尔看来，国会的审查是对称的；如果国会成员知识丰富，知道如何为科学拨款，如果科学家为了拨款而来到国会，那么国会成员也必须具备充分的知识，以监督和质询那些接受拨款的活动，科学家必须接受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