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社会关联时期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448页（3246字）

60年代末，西奥多·罗萨克所说的“对学界的不满”的兴起，是导致政府和工业部门不愿增加基础研究资源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这种紧张甚至一度造成了相互仇恨和交流的退化。在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解散了，总统科学政策顾问这个位置也大大弱化了［B．L．R．史密斯，1990］。同时，批判的潮流席卷了学术界，建立在女权主义和环保主义基础上的新社会运动正在整个工业世界形成自己的组织认同。在这种背景下，大量以任务为导向的新项目得以启动——“与癌症开战”的1亿美元项目［施图德和丘宾，1980］、国家科学基金会为满足国家需要设立的应用型研究项目(RANN)，以及1972年国会成立的技术评估办公室(OTA)。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其他国家也采取了类似措施，社会责任的新时代开始了。一方面，它是官僚政治政策文化与经济政策文化结盟的标志；另一方面，至少在一些地方，科技政策议程向那些存在于学术文化和公民文化中的某些呼声敞开了大门。

1971年，由哈维·布鲁克斯主持的OECD座谈会撰写了一份报告：《科学、发展与社会；一种新视角》。布鲁克斯的报告可看作是代表各成员国对60年代末的怀疑与社会剧变所作的一种回应。这份报告强调，需要加大对应用研究的社会控制，需要拓宽科学政策领域从而包含政府的各个政策部门。统一的科学被划分成不同的、自相独立的部门项目，一系列新概念——任务导向、技术政策、社会适当性——被置于政策话语的中心。于是，OECD2就代表了一种技术统治论的社会工程学信条，它作为一种普遍的智慧而为整个产业界所分享。

在70年代转向具有社会灵敏性的技术统治论信条的背后，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哈维·布鲁克斯说道［1986］：

以欢呼科学有能力解决社会问题而开始的时代不久就觉醒了，并在看似对科学的厌恶［或者至少是对大科学的厌恶］中终结了……。不久，科学与合理性就开始被看做是问题的根源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基础，人们越来越把社会问题当作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副现象来加以谈论。［第130页］

60年代兴起的社会运动——反战运动、学生运动和环境运动——导致了所谓的“科学的重新政治化”［参见诺沃特尼和罗斯，1979；罗斯和罗斯，1976a］。70年代则又把政治重新带回到了科技政策的讨论中来。一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积极行动组织；几乎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都涌现出了新的环境团体，而且在联合国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环境会议之后，环境议题便开始更加积极地传播到发展中国家。在许多国家，环境运动成为一种积极的压力群体，它们提出了某种反专业的知识，并呼吁公众更多地参与科技决策［科特格罗夫，1982；斯科伊，1979］。在一些国家，左翼科学家成立了“激进科学”组织，这一组织的成员在有关军事研究以及后来的DNA重组或基因工程的实验室实验的公共讨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阿尔迪蒂，布伦南和卡夫拉克，1979；巴洛格，1991；W．福勒，1971］。

女性解放团体在公民文化中也成为新的十分重要的行动者。这些群体提出了性别偏见问题，并且非常关注特定的、通常与生育和分娩控制有关的医疗技术领域。随着70年代在时间上的推移，女性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女性群体不仅关注科学机构中的歧视和性别分化，而且也关注科学理论中的歧视和性别分化［罗思柴尔德，1983］。与环保主义一样，女权主义的挑战在70年代也成长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运动，而且它在许多国家成功地把新的议题列入国家科技政策议程之中。在70年代末，随着新一轮核竞赛的出现，和平运动获得了新生，公众示威以及研究和教育项目在整个西欧和美国发展起来了，它们呼吁军事研发向民用“转化”［汤普森和史密斯，1980］。在许多大型国防研究机构周围涌现出了一批转化项目和转化团体。在英国，卢卡斯(Lucas)太空公司的工人委员会提出了替代性的生产计划。他们建议公司生产一系列有社会用途的产品，不能始终把武器摆在生产清单的首位。在70年代，对“替代性生产”的呼吁从英国的工人扩散到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的工人那里。这种呼声虽然的确是不太景气的经济形势的反映，但它也代表着许多国家劳工运动的一种新的积极行动，这种积极行动部分受到了新兴社会运动的鼓励［埃利奥特和埃利奥特，1976；温赖特和埃利奥特，1982］。

面对这些“民主”行动，另外两种科技政策文化的反应是要求拓宽科技政策领域，从而包含更多的社会部门，并为评价技术发展的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建立新的机制［诺尔曼(Norman)，1979；OECD，1981］。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建立了环境保护机构或部门，它们使某些评价环境影响的形式得到了制度化。环境立法也得到修改；通过新的研发项目、委员会、顾问团等等，环境部门成了一个提供科技政策草案的重要场所(B．L．R．史密斯，1990)。随着1974年OPEC石油价格的上涨——所谓的“石油危机”，环境争论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在能源上，尤其是核能的优劣上；这使得一些国家致力于发展一些雄心勃勃的非军用研发项目。能源保护、替代性能源以及能源系统的研究在许多新的机构和委员会中被制度化了。在许多欧洲国家，核能成了主要的政治议题，它使政府遭受挫折，并鼓励组建新的政党［参见吕迪克，1991］。

围绕核能、基因工程以及计算机“革命”的影响展开的公共争论，激发了人们对技术评估的兴趣。1972年美国国会成立了技术评估办公室(OTA)。其他许多国家也尝试建立新机构来从事技术评估，并［或者］把未来学作为科技政策活动的组成部分来展开研究［温内，1975；关于事后对评估人员的评估，参见贾米森和巴克，1990］。在80年代期间，OTA的某些活动可能受益于与STS学者的交流，尤其是与那些在技术发展上从事社会建构论研究的学者的交流［肖特，1992］。

在地方上，一些大规模的、政府发起的信息运动以及创新活动，提高了普通公众对科技决策的参与度。所以，受科学技术影响的人应该在科学技术的运作中享有发言权，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政策制定进一步向公民文化的代表开放。在剑桥和麻省，市议会为了管理DNA重组实验建立了自己的评审委员会［克日姆斯基，1982］。在伦敦，市议会把自己的研究活动作为一项环境和经济措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科学、技术和社会(STS)课程和项目在技术型大学和文科学院中得到确立。在这个时期，对科学争论的研究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重要领域［马祖，1981；奈尔金，1979］。政治家和官僚的关注点是建立解决或终结争论的机制，它成了STS研究的一个主题［参见恩格尔哈特和卡普兰，1987］。

这些积极行动的后果之一是强调了学术文化的“外部”影响，并最终导致了某种反弹。在80年代早期，一些人认为社会关联性的呼吁走得太远了，而公众对科技政策参与度的提高多少剥夺了专家的权威［贾撒诺夫，1990a］。更重要的是，保守主义的政府开始在美国和英国执政，它们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强化企业或经济文化，削减国家开支。侧重点的转移要部分归因于来自日本以及所谓的新兴工业化实体［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日渐增强的经济和技术挑战；除了不能达到这些国家的增长率之外，官僚文化和公民文化也没有能力寻找到有效的替代性出路，没有能力发展出合适的技能来管理和组织自己的科技优先权。对许多新的部门性研发项目无法进行充分的质量控制；经济回报似乎还不是很高，无法刺激进一步的增长和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