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科技
出处：按学科分类—自然科学总论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科学技术论手册》第468页（11513字）
武器创新的明确目标是提高国家安全［国家安全通常是从广义上来理解的，包括干涉和权力的行使］。然而，许多人指出，过去美国在军事力量上的稳步增长［根据武器系统的质量和数量的增长来衡量］事实上导致了国家安全的急剧恶化［比如，约克，1971年，第228页］。许多研究［投入研究的科学家通常对日趋紧张的军备竞赛感到忧心忡忡］已经涉及新型武器系统和新型军事技术对国家安全以及国际安全的影响。这些研究已经被纳入公共讨论，其目标在于抑制军备竞赛，达成国际武器控制协议，或者阻止各种试图破坏协议的活动。对这种影响的分析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分析对象主要是反弹道导弹系统［伽文和贝蒂，1968］、多弹头导弹(MIRV)以及更一般的战略导弹系统［约克，1973］。
此后，大量的文献对新型武器和军事技术的影响展开评估。这些文献不仅涉及空间的军事化，而且涉及核武器的发展与核技术的扩散。化学和生物武器的研发也同样引入瞩目。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常规武器。在80年代，美国和北约都强调了强大的常规国防的重要性，常规国防由于各种“新兴技术”，包括传感技术、遥控技术、C3I技术［比如实时数据处理］、电子战以及各种新型导弹和军需品的涌现而变得可行了。在常规武器研发中对高技术的强调，反过来促使学院分析家以及其他国防分析家对此展开研究［支持或反对］，不仅美国如此，在欧洲也同样如此。这些研究包括对系统技术的可行性，对拥有批量昂贵武器的财政能力，以及对这些武器在国防中所起的作用展开分析。自80年代初以来，国会批准了美国技术评估办公室对国防技术进行评估，后者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弹道导弹防御工程和常规武器做出了评估。
对武器系统进行评估是一回事，影响采购策略则是另一回事——更不用说影响武器创新过程本身了。在下一部分我们将就这个问题展开分析。
以往对军备竞赛动力的分析
以往对技术军备竞赛的研究大多出于将军备竞赛置于政治控制之下的需要。当然，这样做并非是无意义的，所以需要进行详细的讨论。
在国家政治中，人们经常在哪些武器是合适的或者必要的问题上众说纷纭。那些认为政治失控的人实际的意思是，武器的开发与他们的政治偏好不相一致；而那些对当前的开发比较满意的人可能会说，政治已在掌控中。这样的解释是很难令人满意的。但是，说政治已在掌控中，因为现实的武器创新是政治过程的结果——这些过程正如格林伍德［1990］所提出的那样，包括国防项目承包方的游说、各军种之间的竞争、官僚政治、意识形态主张、战略概念，等等。这样的解释同样也不能令人满意。我们不应该谈论“掌控”，而应该追问是否可能用系统的方式来影响创新过程，或者是否可能用某种指导性的原理引导它［斯米特，1989］。这意味着，即便对那些满意于当前开发的人来说，基本的“掌控”问题也关系到能否按掌控者的希望来改变开发的进程。
有关技术军备竞赛的研究文献已汗牛充栋［比如，参见格莱迪奇和恩乔斯塔德，1990］。其中的许多研究探讨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离职演说中所说的军事－产业的一体化——后来有所扩展，把官僚机构也包含在内。这些研究大体上属于所谓的官僚－政治学派，或者属于与行为－反应模型［布赞，1987，第6章］相对立的国内结构模型［布赞，1987，第7章］。行为－反应模型的核心是用国家之间的互动来解释军备竞赛的动力。第三条进路是技术推动模型［布赞，1987，第8章］，它认为，在军备竞赛中技术变迁是一种独立的要素，只要军用技术不与民用技术的进步相脱节的话，技术变迁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军用技术上的进步。(1)相比之下，埃利斯［1987］在考察机关枪的社会史时指出，武器创新与社会、军事、文化和政治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进路之间是互补的，只不过它们在武器开发与供应的复杂模式中各自所关注的要素不同罢了。比如，在“行为－反应”模型中，“反应”行为可以被转译为受国内因素驱动的武器开发的“合法化”过程。
这些研究大多是描述性的，有些则更侧重于分析性，它们试图找出引发军备竞赛的决定因素［阿利森和莫里斯，1975；布鲁克斯，1975；卡尔多，1983］。罗森［1991］和杰姆恰卡［1991］的研究把军事创新［包括军事技术］与制度性和组织性的军事因素以及市民的作用联系在一起。霍洛韦［1983］、亚历山大［1982］、埃万杰利斯塔［1988］以及麦肯齐［1990a］研究了前苏联的武器创新。有相当多的案例研究探讨了特殊的武器系统，有些经验性的研究则探讨了国防工业的结构［鲍尔和莱腾伯格，1983；甘斯勒，1980；科沃杰伊，1987］和武器采购过程［考恩，1986；朗和雷皮，1980］。这些研究很少关注这样的问题，即如何影响武器创新过程的方向以及军事研发过程的方向。在我看来，未来STS的一项研究任务是如何把这些各不相同的学术洞察力综合起来，从而更好地理解武器创新的过程。埃万杰利斯塔［1988］已经在这个方向上迈进了一步，他对美国和前苏联的武器创新过程［非常激进的创新］进行了饶有兴味的比较研究。他划分出了许多阶段，每个阶段都通过相关行动者的特定类型的社会、政治和技术活动来刻画。这个模型的缺点在于它带有强烈的线性色彩。在网络进路中，各种相关行动者的数量可能有所增减。这条进路可以解释人们经常发现的创新过程的“波动”性［恩泽林克、斯米特和埃尔岑，1990］。
在过去几年里，人们越来越关注军事研发在传统意义的军备竞赛中所起的作用［阿尔布雷克特，1990；J．迪安，1992；斯米特、格林和沃龙科夫，1992；特厄，1986；联合国，1987；伍德豪斯，1990］。尽管这些研究做出了一些有趣的分析，但它们远未能为我们提供指导武器创新过程的路径。作为STS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它直到最近才明确地被人们意识到，最近的一些研究［埃尔岑等人，1990；恩泽林克等人，1990；斯米特，1991］还处在初始阶段上。
下面我将讨论三个问题，它们不仅对于指导武器创新过程这个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很有意义，而且对于STS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也很有意义。我讨论的侧重点是STS研究的现状以及未来的问题和进路。
●科学与军事技术的关系。
●军事技术的开发管理［管理研究］。
●民用技术与军用技术的关系。
科学与军事技术
许多现代技术的发展都源于科学的发展或者与之密切相关。那么如何讨论这一关系的本质呢?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科学和技术概念并没有明确的定义。这两个概念经常被具体化为存在相互关系的两样不同的“东西”。于是，科学被理解为一组被科学共同体所广泛接受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在主要的科学杂志和着作中找到；而人们认为技术不仅包含硬件，而且包含生产的技能知识［E．莱顿，1977，第199页］。把科学和技术联系起来的一种可能的方式就是寻找这两类知识的异同，比如它们的性质和结构。另一种可能的方式则是追问科学知识是如何转变化为技术的。第一种是静态的关系，第二种则是动态的关系，事实上后者涉及的是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活动。
在隐性(the Hindsight)和追踪(TRACES)计划的研究中隐含了一种更具静态色彩的解释。为了评估自己资助的基础研究对军事技术的效用，国防部在隐性计划中得出的结论是：在所有能使这种系统成为可能的关键问题中，只有0．3%属于基础研究范畴。国家科学基金会最初把隐性与追踪看成是两项具有互动关系的计划，用一种长期［45年］的眼光来考察它们。它得出了不同的结论：34%的关键问题属于不以任务为导向的研究，38%是以任务为导向的，26%属于开发［对此的批评性讨论，参见M．吉本斯，1984；E．莱顿，1977］。在这两项研究中，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被看做是两种相互独立的活动，由不同的人和组织来承担。实际上，这两项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弄清楚技术到底是否是“应用科学”的一种形式。
这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科学和技术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是否正确。问题在于，这样的形象已经出现在我们的世界中，并影响着那些持有这种形象的人，影响着那些为研究提供资助或者为科学发展的影响担心不已的人［比如决策者和顾问］。这些形象是通过科技活动的参与者建构起来的。这些形象——即行动者建构起来的科学与技术的区别——在诸如科技政策领域中发挥的作用将成为STS研究中的一个饶有兴味的主题，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都不例外。
只有少数一些案例研究详细地讨论了科学在军用技术领域中的作用。其中之一便是麦肯齐［1990a］对弹道制导技术的详细考察，他揭示出了一种复杂的关系。
大多数的研究所探讨的是科学［或基础研究］与民用技术之间的关系。帕维特［1990a］已经对大量的以经济学为取向的创新研究做出了总结，这些研究所讨论的问题是，科学究竟对技术发展做了多大的贡献。知识直接从基础科学转向应用的势头在不同的经济活动和科学领域中有很大的差异。化学和药物公司与生物学的基础研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电子公司也同样如此，但与之发生联系的是更具应用色彩的物理学研究。基础研究对技术的影响也随着技术种类的不同而不同。为了获得切实可行的技术，来自基础研究的知识必须要与来自其他部门［包括设计和工程］的知识结合起来。科学对技术的影响不仅通过直接的知识转移来实现，而且通过技能、方法和仪器的获取来实现。进一步说，知识转移主要不是通过文献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具体的人来实现的，其中包括个人的关系、活动以及对国内和国际网络的参与。
后一种机制实际上表明，我们需要一种更为动态的进路来把握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关注点要放在那些需要把科学技术联系起来的活动上，要放在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上。这样的例子有行动者网络进路、社会技术－网络进路以及社会建构论的分析，它们都强调技术发展的异质性特征。这些进路所基于的核心观念是，不存在外在于“社会”的“技术”，同样也不存在外在于“技术”的“社会”，存在的只是在网络中相互联系的行动和行动者，它们构成了一张“无缝之网”［参见麦肯齐，1990a，第8章］。这表明，民用技术通常并非是在军事技术领域发展出来的科学的跟屁虫［一种可有可无的副产品］，反之亦然。转化——或者把科学的洞察力转化为技术，或者把某种特定的技术应用转变成另一种——致力于把行动者联系起来。这意味着，在许多情况下，科学成了技术开发过程中的一个必要的环节［比如，参见以下将要讨论的高能激光器的开发，在这里很难区分基础研究和开发］。这对于民用技术与军用技术的整合以及转化来说尤为重要，对此我将在最后的部分加以讨论。
管理和引导武器创新过程
直到最近，控制军用研发的问题才在北约与世贸组织之间的军备竞赛框架中被提出来。人们的分析旨在诊断而不是解决问题，出路并没有找到。冷战和欧洲东西对抗的结束以及实质性的常规裁军协议(CFE协议)，意味着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尽管种族和民族主义冲突又浮出水面］。此外，在联合国支持盟军攻打伊拉克——由于伊拉克在1990年8月吞并了科威特——的海湾战争之后，联合国维和行动或强制行动的前景变得一片光明。
这些变化要求在军事策略、思想和姿态上作相应的调整，这个过程已开始启动。一个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一变化，从而提高国际安全，支持国际关系的非军事化过程。而且，它们应该适应新的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中，联合国将在协调国际冲突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对军事技术和武器创新意味着什么呢?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了：美国和所有的欧洲国家将要大幅削减军事预算和裁军。传统意义上的军备竞赛结束了：俄罗斯的经济崩溃了；它的军用工业处于混乱状态，并且很多都将转向民用。然而，迄今为止，北约国家的军事研发预算几乎没有削减，即便有所削减，其程度要比实际军用开支的削减速度慢得多。“技术优势”的范式依然活跃。这里的根本问题是，积极从事军用技术创新的活动是否恰当［如果说曾经是恰当的话］。这项活动的规模以及方向都要受到严格的审查。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种新型的［影响］评估体系，这仍然是管理创新过程的问题。
过去，武器控制谈判主要涉及现有的武器，而不是将来可能出现的武器［参见斯米特对那些试图控制“开发”的武器控制协定所作的评论，1991］。但是，当下尤为迫切的任务是，进一步考察武器创新和获取过程［其中包括军用研发］的早期阶段，并把它与新的国际安全体系的广泛目标和需要联系起来。
不少人已经注意到了转向早期阶段的种种迹象，包括引导军事研发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J．迪安，1992；格林伍德，1990；哈姆莱特，1990b；拉科夫和布鲁沃尔德，1990；斯米特，1989、1991；斯米特等人，1992；伍德豪斯，1990］。为了有助于解决武器控制过程中的管理问题，未来的STS研究要更关注武器创新过程的结构和动力，并为管理机构提供建议。
从某个方面看，武器创新及其相关的军用研发不同于任何别的技术，它的终极产品只有一个消费者——政府。［一些民用产业，比如核能和电子通讯，在市场结构上与之十分相似——单个或少数制造商的垄断或供不应求。它们被严加管制，在营销方面也与相互竞争的消费者的商品市场大相径庭，参见古梅特，1990。］事实上，只有一组特殊的行动者构成了军事技术开发的行动者网络，其中包括国防工业、军队、国防部(MoD)和议会。作为垄断武器市场的惟一买家，国防部占据了主导地位。此外，通过向产业部门提供资金或者偿付资金［这占预算经费中的很大一部分］，国防部深深地卷入了整个研发过程。然而，国防部反过来也依赖于其他行动者，比如国防工业和军事实验室，后者为国防部提供了技术上的选择。由于在管理机构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使STS对这种连锁行为的研究成为一条很有前景的进路。此外，还须考虑的现象是，国防工业在国际合作与融合上的进展，民用技术与军事技术的整合，以及国际协议的限制性作用［参见斯米特等人，1992］。
在过去几年里，除了约克［1976］和布鲁克斯［1975］提出的削减预算的建议外，人们还在如何控制军用研发的问题上提出了若干建议。但是，即便是预算削减了，由于提案过于笼统而无法排除诸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开发。斯米特(Smit)［1991］已经对人们反对控制军用研发的主张作过讨论，并给出了一种“分散管理”的替代性方案。关于这一点，他讨论了“指导性原则”在军事技术创新管理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可参见恩泽林克等人，1990］。
卡龙·拉雷多、拉贝哈利索、贡纳德和勒雷［出版中］提出了指导研究的技术－经济网络进路，在这种进路中，在持续监控其影响的同时加以干预，并关注干预过程所造成的情境的变迁。尝试这一进路，并把它转译到军用研发中来将是一项很有意思的工作。
民用技术与军用技术的转化和整合
由于冷战的结束而引起极大关注的第三个问题是军用技术与民用技术的转化和整合。实际上，西方国家和前苏联国家的关注点是截然不同的。
对于前苏联国家来说，由于军用工业和技术的发展很不平衡，所以转化问题显得尤其迫切。在俄罗斯，上述转化过程与集中化的官僚生产和决策结构向非中心化的转化是携手并进的。这使任何一种适合考察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的技术变迁的洞察力都丧失了用武之地。
在西方国家，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的关系与下述政策问题有关，即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的发展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而且应该得到整合。引起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法国也不例外］：
●鉴于武器生产的削减以及国防工业订单的减少，我们如何维系一种健全的国防工业?
●鉴于开发先进武器的成本持续上扬，我们如何保持足够的防御能力?
●为了满足在武器上进行持续创新的需要，为了追求技术优势，我们应如何保持军用研发的能力?
●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以丧失民用部门的技术创新为代价来资助［公共的］军用研发，以至于失去国际竞争力?
许多报告，尤其在美国和英国都涉及了这些问题［科技咨询委员会，1989；国防科学委员会，1988；甘斯勒，1989；技术评估办公室，1988a、1989、1991b］。
从总体上说，那些军用研发预算较少而民用研发预算较大的国家感觉不到这些问题的紧迫性。关于国际竞争问题，美国人和英国人普遍认为，德国和日本等国的状况更好些。
这些问题大多都具有科技政策的性质。它们与前边所讨论的两个主题，即科学与军事技术的关系以及管理问题是密不可分的。比如，技术政策如何才能有效地整合民用和军用技术，从而使得它不至于妨碍把军用技术的开发引向更少破坏性的方向。
由于在考察民用技术与军用技术的异同［它们的本质及其开发所处的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网络］具有洞察力，所以STS研究可能会在解决民用和军用技术的转化以及整合问题上有所裨益。其实，核心的问题在于，民用技术和军用技术以及研发在哪些方面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有所不同。虽然，在把研发究竟界定为民用的还是军用的问题上，资金来源、可能的应用、制度背景以及目标［自身的或总体的］有着很大的相关性，但它们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具有决定性。受军方资助的基础研究可能不会为军事所用，即便原先的目标是如此。另一方面，民间资助的研究也可能会有军事用途。
军用和民用技术是否有本质上的差异，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是，它们的区分是制度上的，而不是本质上的［古梅特，1991，第27页］，或者表达得更强硬一些，不存在“民用”和“军用”技术，存在的只是民用市场和军用市场。虽然制度因素得到了恰当的强调，但这种陈述的主要缺点是，它其实是想在技术及其社会情境之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因此，它创造了一种作为“物”的技术形象，也就是说，它可以独立于制度场景而存在，在区分民用－军用上它自身是中立的：这样，在技术上贴上军用或民用的标签，仅仅体现了技术赖以运作或发展的制度场景的本质，技术本身却没有显示出任何“军用”或“民用”的特征。然而，一些案例研究表明，技术的特征与它赖以发展和运作的社会情境之间是如何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麦肯齐［1991a］非常详尽地研究了处于社会情境中的弹道制导技术的发展以及为了提高精确性所做出的技术选择。他说明了在导弹的精确性和民用［以及军用］导航技术上的不同侧重如何导致了另一种技术变迁的形式：前者强调精确性，后者强调可靠性、可生产性和经济性。
60年代初激光器的发展是另一个例子。军方一开始就对这种技术非常感兴趣，并积极支持它的开发。塞德尔［1987］指出，因为红宝石和玻璃激光器在目标照明和测距中的应用在早期获得了成功，因为其他研究人员在试验气体时遭到了失败，所以军事机构坚持偏好固态激光器类型的技术路线，并忽略了对其他激光材料的使用——一种特殊的“技术范式”在这种制度性的军事背景下出现了。在后来对高能激光器的研究中，在“技术范式”向气体激光器类型［尤其是气体动力激光器］转型时，人们不得不去克服许多障碍。而且，军方在“旧”范式中所支持的一些高能激光器项目［比如，特殊激光器玻璃的加工技术］对民用事业似乎没有带来任何好处。
第三个例子是核反应技术，这项技术的特征已经为军用需要而不是民用需要所预先规定好了。目前的核反应技术源于50－60年代，当时的研发受军用利益所支配：钚的生产以及海军对核动力反应堆的开发［比如，参见休利特和霍尔，1989，第7章；G．汤普森，1984］。选择轻水反应堆是后者的直接结果。气扩厂［建立这些工厂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在核武器计划中生产高浓缩的铀］可以提供充足的浓缩铀，这在选择上述类型的反应堆方面起到了某种作用。如果是核安全而非军用需要成为首要的考虑，那么民用事业就有可能开发出截然不同的反应堆来［利延塔尔，1980，第99页］。
这三个例子说明，技术和人工物的特征严格地受制于开发的制度场景。如果不把一项技术与“社会”情境分离开来的话，那么我们便能更好地理解它。(2)这是目前技术的社会研究所提供的重要见解之一［休斯，1983；平奇和比杰克，1987］。它对“应用中的技术”以及开发过程［“制造中的技术”］都是适用的。技术以及支持技术的社会网络的成分和性质相互影响。这与温纳［1986b］的如下观察不谋而合，即“人工物确实带有政治性”。
大量的历史研究文献都涉及民用技术与军用技术的关系问题。其中一些研究明确指出，在过去的大量事例中，军方成功地把技术开发引向了特定的方向，而这些开发已经渗透到民用部门中来了。因此，M．R．史密斯［1985a］指出，美国19世纪出现的基于“配套性”和“标准化”的制造方法，多多少少是因为军火商希望“零部件具有可替换性”［尽管并非没有困难和挫折］。诺布尔［1985］从更具规范性的角度研究了军事部门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三种技术变迁——可替换的零部件制造、集装箱化和数字控制。他认为不同的价值系统可能偏好不同的开发。这些案例还清楚地表明，仅仅试图给出明确定义是无法区分民用技术和军用技术的。通常，从有意思的问题着手并进行下去，比从抽象的定义出发更好些。
那些追溯19世纪甚或20世纪早期的研究，虽然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有意思，但是与现代研发和当前的技术创新过程不一定相关。系统地研究当前的军用和民用技术开发之间的关系才刚刚起步［参见古梅特和雷皮，1988年］。这些研究指出，不仅在不同的技术水平［比如一般技术和材料、成分和系统］之间做出区分是有益的［沃克、格雷厄姆和哈伯，1988］，而且在产品与制造或加工技术之间做出区分同样也是有益的［阿历克、布兰斯科姆、布鲁克斯、卡特和爱泼斯坦，1992］。
大量的研究文献已经涉及转化的问题，但只有少数研究涉及向军用研发的转化。大多数文献注意到了制造厂从军用向民用的转化、经济问题或者民用部门的岗位对国防工业岗位的替代［杜马，1982；全面的评论参见索思沃尔德，1991］。这些研究很少受到相关机构的关注。但是，由于东欧国家和前苏联进行了政治和经济改革，由于武器采购出现了大幅度的滑坡，于是人们对转化问题的兴趣日渐高涨，并且多次组织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会议。但是，人们对向军用研发的转化依然关注得不够。(3)
在民用技术和军用技术的整合问题上已出现了系统的考察，通常以“双重用途”技术为题［比如阿历克等人，1992］。这种整合在何种程度上是可能的，这取决于技术向不同用途的转化的偏离度。与“最终用途”越接近，这些转化的偏离度就越大。不仅武器与民用商品之间的差异如此，诸如民用和军用雷达系统之类的技术同样如此；虽然它们有着许多共同的基础，但对最终产品的不同需要在开发过程中导致了不同的技术转化。因此，在零部件的层面上进行整合很有前景，比如电子数据处理系统。赖特翁(Raytheon)公司在数字设备公司(DEC)的许可下实现新型VAX计算机生产的军用化就是一个例子。它不仅为军方提供了民用计算机领域的先进技术，而且使得军方能够使用大量与VAX兼容的软件［阿历克等，1992，第73页］。整合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军方要避免使用那些规格过于繁琐的零部件，要比现在更多地遵循民用技术的标准［这并非意味着性能或可靠性的降低；有时甚至会带来更好的产品；甘斯勒，1988］。
在美国，人们通过国防部的介入为整合民用和军用研发以及生产做出了许多努力。这些例子有［甘斯勒，1988］高速闭合电路(VHSIC)和半导体制造技术(SEMATECH)项目；先进制造技术的开发［比如“柔性制造”和计算机整合制造］；国防部为了“保证超导技术在军事系统中的使用”以及“提高必要的处理和制造能力”而对超导进行投资——这明显是“双重用途”投资；以及战略计算项目［旨在通过新一代计算机获得先进的机器智能、并行计算以及先进的人工智能］［奥克斯特恩，1987］。
从STS的视角看，这些尝试有可能为在特定的社会和组织背景下解决民用和军用技术开发的关系展开案例研究。关注民用和军用技术的整合还有可能重新启动关于“产权转让”［和产权购入］的讨论，这些讨论常常弄得人们一头雾水。正如古梅特［1990］所认为的那样，它们有可能阐明如下问题，即什么样的市场条件更有助于指导开发的方向，而不是仅仅限于民事和军事活动的区分。比如，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国防工业和一些民用工业［比如核能和电子通信］的市场结构存在许多相似性［比如国家机构与公司之间的特殊关系］。组织关系［的结构］对技术发展的影响可以通过网络进路或者战略博弈的互动［二者都为行动者进入这些开发过程留出了空间］来做出有效的分析。在古梅特看来，另一个可能的问题将被提出来，它涉及国防工业受日渐增多的国际化［合作］所影响，国防部门的核心技术从机械工程学向电子学的转变［打破了传统的工业界限］，以及技术的扩散过程。
在1977年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跨学科视野》中，沙波尔斯基以下述观察作为《科学、技术与军事政策》一文的结尾：“军事研发的含义恰恰贯穿于科学政策领域，因此，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我们必须赋予它更大的优先性，并采取一种迄今为止更具整合性的方法”［第462页］。尽管最近有一些进展［参见古梅特，1990］，但是从经费上看，对国防科技政策的研究还相当不够。本文已经指出，自1977年以来，视角和关注点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当前的问题和担忧依然需要人们对军用研发过程及其与民用技术的关系作更多的考察，对此，STS研究将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