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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

出处:按学科分类—军事 湖北人民出版社《孙子兵法辞典》第244页(3600字)

(释文〕 用假象欺骗敌人,诱使他们暴露企图,而我军不露形迹,使敌人捉摸不定,就能够做到自己兵力集中而敌人兵力分散。 形人:制造假象,欺骗敌人。无形:隐藏真相,不露形迹。专:与“分”相对,指集中、集合。分:与“专”相对,指分散、散开。

〔例1〕 春秋时,越王勾践率军攻打吴国,吴王夫差领兵在笠泽(今名太湖)迎敌,两军隔水摆开阵势。勾践编组左、右两支部队让他们在夜间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击鼓呐喊前进。吴军分兵抵御。勾践下令全军偷渡湖水,擂起战鼓,正面冲击吴国的中军。吴军力量分散,顿时大乱。于是越军打败了吴军。

〔例2〕 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刘秀在南阳平定邓奉反叛之后,返回洛阳,留岑彭率军南征秦丰。秦丰领兵至邓(今河南邓州)抗拒汉军,岑彭数月不得前进。刘秀责怪岑彭没有尽力,岑彭非常害怕,当夜调动兵,扬言明天一早要向西攻打山都(在今湖北谷城),并故意放松对俘虏的看守,让他们逃回去向秦丰报告。秦丰信以为真,调动全部兵马西进,打算邀击岑彭。岑彭却暗渡沔水(今汉江),向东进军,去攻打秦丰在阿头山(在今湖北襄阳)的守军,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例3〕 东汉元和四年(公元87年),班超率领于阗等国的士兵前去进攻莎车,龟兹王赶紧派大将率领温宿、姑墨、尉头等地的部队前来解救。当时班超只有二万五千人马,而敌方却有五万之众,双方力量悬殊。班超召集将领及于阗王商议道:“我们兵力少,必须用计才能取胜。现在我们先分散部队,于阗王领兵向东,我领兵向西;晚间,听到鼓声就立即出发。”接着,又故意让以前抓获的俘虏逃走,好让他去向龟兹王传递消息。龟兹王得到俘虏的报告,非常惊喜,立即令温宿王率领八千骑兵,往东去袭击于阗王,他自己率领一万骑兵,往西去阻击班超。班超得知敌人已分兵两路出发,就秘密命令两支队伍回师,在啼之时汇合包围莎车。敌人惊慌失措,四处乱跑。班超乘胜追击,斩敌五千多人,缴获大量马匹及其他物资,莎车遂降。

〔例4〕 东晋安帝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卢循、徐道覆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从始兴(今广东曲江县)两路北上,在分别攻占了长沙、豫章后,声威大振,舟车百里不绝,军士十余万,大江中楼船十二丈高,浩浩荡荡,蔽江而下,直逼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市)。此时,晋太尉刘裕在消灭了南燕后,已还师建康,但远征之师已疲惫不堪,建康防卫空虚。故此,朝野一片惊慌,一些人还力劝皇帝过江。刘裕力排众议,说:“今重镇外倾,强寇内逼,人情骇惧,莫有固志;若一旦迁动,便自土崩瓦解,江北岂可得至,设令得至,不过迁延日月耳。”刘裕反复申述“今兵虽少,自足一战”的道理。当时青州刺史、兖州刺史、并州刺史均奉命率兵入卫建康。刘裕又致书豫州刺史刘毅,告诫他起义军“新获兵利,其锋不可轻”,建议他“修船垂毕”之后,“同举”征伐。刘毅贸然轻敌,自率舟师二万人由姑熟(今安徽当涂)出发,溯江而上,迎击起义军。五月,两军在桑落洲(在今江西省九江市东北长江中)遭遇,刘毅大败,仅率数百人夺路而逃,余皆为卢循所俘。刘裕闻刘毅兵败,急忙动员加固石头城(在今南京市西清凉山)以备御敌。此时在建康防御部署上发生了分歧。有人建议“分兵守诸津要。”刘裕对这种全面防御的方针坚决反对,他说:“敌众我寡,若分兵屯守,就容易被敌军测知我军虚实;如果一处失利,就会影响全军斗志。如果我们集中兵力于石头要塞,随宜应赴,这样敌军就无法确知我军虚实,最重要的众力不分,增强了我军的战斗力。”刘裕“聚众石头”,“随宜应赴”的作战方针对于建康保卫战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例5〕 北魏孝明帝武泰元年(公元528年),葛荣领导的起义军号称百万,驰骋于河北一带,所向无敌。并自称天子,建国号为齐。葛荣引兵攻围邺城(今河南安阳市以北),其兵锋已越过汲郡(治所在今河南卫辉市东北),北魏京师洛阳震动。北魏车骑将军、北道大行台尔朱荣上表,请樱讨伐获准。他便以其从子尔朱天光留镇晋阳(今山西太原市以南),自己亲率精骑七千、战马数倍,星夜兼程,向邺城开进。议者皆以为尔朱荣众寡非敌,断无取胜之理。葛荣得此议论,喜形于色,告诉将士们说:“你们可各办长绳,来一个、绑一个,不得有误!”葛荣恃众轻敌,自邺以北列阵数十里,如箕张之势,迎击尔朱荣。尔朱荣将一部兵力潜伏于山谷作为奇兵,然后分督将以上三人为一处,每处置数百骑,命其各自扬尘鼓噪,使葛荣不辨虚实。自己率健骑绕出葛荣阵后,预约夹攻。葛荣只顾阵前,不暇阵后,听见喧声哗然,急忙备御,等了许久,并无来军,正拟解甲休息,忽然喊声四起,尘土滚滚,好多时不见到来。葛荣且惊且疑,继而似有所悟,说道:“这是尔朱荣的疑兵计,毫无实力可言,徒乱我军心。不如大众静坐,休养锐气为好。”于是,部众各散伍小憩。不料阵前阵后铁骑突入,营阵大乱,尔朱荣于阵后将葛荣擒住,余众皆降。

〔例6〕 1930年8月上旬,蒋介石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着手筹划对湘鄂赣三省境内各部红军进行“围剿”。八月下旬,何应钦召集湘鄂赣三省的国民党党、政、军高级负责人会议,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确立了以军事为主,党务、政务密切配合,分区组织对各根据地红军进行“围剿”的总方针。从10月起,蒋介石先后调集11个师另三个旅及三个航空队,总计10万兵力,由江苏省主席兼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准备向中央根据地的红一方面军发动“围剿”。此时,红一方面军有第一、三两个军团,共约四万人,部署于清江至分宜的袁水两岸地区,以战备姿态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在面临敌人大规模“围剿”的情况下,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于10月下旬在新喻县罗坊街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反“围剿”的战略方针问题。在会上,一种意见认为应继续以主力红军进攻南昌、九江,迫使敌人防御,从而放弃“围剿”计划。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红军只有用分散游击的作战形式,才能对付敌人“围剿”。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及红军和根据地已有相当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诱敌深入、歼灭敌人于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主张红军先向根据地退却,依靠根据地有利的地形和群众条件,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然后集中兵力实施反攻,各个歼灭敌人于运动之中,以粉碎敌人的“围剿”。会议经过讨论,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方面军总部于十一月一日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11月上旬,方面军主力从袁水两岸转移到赣江以东。5日,敌人开始向袁水流域推进,扑了个空,又继续向赣江东岸逼进。红一方面军除以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迟滞、迷惑敌人,主力于11月26日全部退到东固、南垄、冈地区。十二月一日,又秘密转移到黄陂、小布、安福圩地区,隐蔽待机,进行作战准备。12月16日,各路敌军向根据地中心区进攻,至28日,敌战线拉长,东西相距八百里,兵力分散、士气沮丧、饥饿疲惫等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造成了红军反攻的必要条件和有利态势。12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小布召开苏区军民歼敌人誓师大会。毛泽东主持大会,并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主席台两边台柱子上,右边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左边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他在反“围剿”的动员报告中,指出了歼敌制胜的六个条件:1.军民一致;2.主动选择有利的作战阵地;3.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4.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5.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然后再打;6.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红一方面军总部,根据当面敌情,决定实行中间突破,先打敌第50师或第18师,打开敌人阵线一个缺口,以便于各个击破。由于第50师不脱离居高临下的阵地,红军两度由小布向北开进,又两度忍耐撤回。12月29日,敌第18师主力向龙冈推进,急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该地区人民条件和地形条件均对红军有利,敌人又是孤军冒进,于是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埋伏在龙冈附近山中。12月30日,当张辉瓒率其师部及两个旅,由龙冈进至小别附近,即遭红军猛烈攻击,连张辉瓒在内的九千余人全被歼灭。在源头的敌第50师长谭道源见势不妙,仓惶东撤。红军乘敌阵势混乱,挥戈东向,星夜向东韶急进。1931年1月3日,谭道源率师退到东韶,立足未稳就遭红军突袭,被歼半数,被俘三千余人,残部向向丰方向溃逃,其他敌军慌忙撤退,“围剿”红军的计划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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