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
出处：按学科分类—军事 湖北人民出版社《孙子兵法辞典》第399页（2663字）
(释文〕 根据作战态势确有必胜把握的，即使国君命令不要打，也可以坚决地打；反之，根据作战态势不能取胜的，即使国君命令打，也可以不打。
战道：即作战态势，包括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和作战区域的地理形势等，一说指战争规律。
〔例1〕 春秋时，吴国出兵攻打楚国，两军在柏举(在今湖北麻城)摆开了阵势。吴王阖闾的弟弟夫概向阖间请示说：“楚令尹子常不仁，他的部下没有死战的决心。我们先向他发动进攻，他的部卒一定会逃跑。然后我们的大军接着追击，就能够获得全胜。”阖间不赞成。夫概说：“常语所说，做人臣的见到合理的事，应当立即去做，不必等待国君的命令。那说的就是现在这种情况了。今天我决心死战，楚军是完全可以打垮的!”于是，夫概就率领他的部卒5000人，先去攻打子常的部队。子常的部队四散逃走，整个楚军的阵势混乱了，吴军把楚军打得大败。
〔例2〕 战国时，赵将李牧常年驻守在代、雁门郡一带，防御匈奴的入侵。鉴于匈奴骑兵的行动特点和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李牧给部下订立了一个规章：“发现匈奴骑兵前来袭击，要立刻退回军营自保；有敢擅自离开军营，捕杀敌人的，处以死刑。”所以，每次遇上匈奴入侵，严密的警报系统马上发出警报，士卒们都退回军营，不敢出去迎战。这样过了几年，赵国边地没有大的人员伤亡和财物损失，而匈奴人认为李牧怯懦，就连赵军吏卒也都说自己的将领胆小怕事。赵孝成王因此责备李牧，而李牧依然故我。于是，赵孝成王把李牧召回都城，另派他人接管边防事务。尔后一年多时间，每次匈奴骑兵来犯，赵军都出去迎战，结果每次都没有战果，反而多所伤亡，百姓又不能按时种植、畜牧。边地官员请求再派李牧来，李牧闭门不肯出仕，坚称自己有病。赵孝成王也来恳请，李牧才说：“陛下如果一定要臣戍边，就得答应臣用老法子，这样臣才敢从命。”赵孝成王表示同意。李牧再回到军中，法令一如从前。匈奴入侵，一无所获。赵军吏卒日日受犒赏而不用打仗，都希望有一战的机会。于是，李牧选出5万名锐士和10万名弓箭手，布置了一些灵活多变的战阵，在把匈奴部众引诱过来后，用左右包抄的奇兵，一举消灭了10余万匈奴骑兵。
〔例3〕 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六月，宋太宗在镇州(治所在今河北正定县)调发各地屯兵，亲率诸军北进，欲收复为辽所占领的燕云地区。宋军一路攻城夺地，并困围北京。后宋军失利，宋太宗下令班师。宋太宗恐辽军乘胜南侵，命殿前都虞侯崔翰与定武节度使孟元喆屯定州(今河北定州市)，河阳节度使崔彦进屯守歧沟关南(今河北涿州市西南)，云州观察使刘延翰与彰德节度使李汉琼屯守镇州，并授诸将作战阵图，嘱咐说：“辽军必来侵边，以报我攻幽州(治所在北京城区西南)之事。届时，诸将可如图会兵设伏，夹击辽军。”九月，辽帝耶律贤果然命燕王韩匡嗣为都统，耶律沙为监军，率耶律休哥、耶律惕隐等诸军南下，命西京节度使耶律善补率大同军自山西南下。宋镇、定两州及歧沟关诸将已按宋太宗所授阵图兵分八阵，等候辽军。辽军浩浩荡荡，到达满城(在今河北满城县西)，宋右龙武将军赵延进登高了望敌阵，旌旗蔽日，不见其际。宋军兵分八阵，各阵相去百步，兵分势弱，士众疑惧。赵延进便向崔翰建议说：“主上把边事委托给我们，并授以阵图，目的是期望我破敌制胜。如今敌骑阵势浩盛，而我师星布，其势悬绝，敌若攻我，我恐难以制敌，不如合兵击敌，可以决胜。违令而获利，总比丧兵辱国更有价值。”崔翰回答说：“万一不捷，则如何是好?”赵延进说：“倘有丧败，我赵延进独当其责。”崔翰仍以擅改诏旨而犹惧不定，镇州监军李继隆亦说：“兵贵适变，安可预定!违诏之罪，继隆愿独自承当。”崔翰遂下决心，将八阵改为前后两阵，并请崔彦进自歧沟关南潜师出黑芦堤(在今徐水县北)，沿长城口绕出敌后。交战前，宋军派人前往辽营诈降，辽军主将韩匡嗣信以为真。耶律休哥则表示怀疑，对韩匡
说：“宋军兵众严整，其势甚锐，必然不肯轻易屈降，其派人约降，实为诈降，我宜严阵以待。”韩匡
意犹未决。正当辽军举棋不定之际，宋营中突然尘起弥天，崔彦进攻辽军东北面，李汉琼和崔翰攻辽军西南面，刘延翰攻辽军东面。辽军遭此意外，仓促向北败溃。宋军追击至遂城(今河北徐水县西)，歼敌4万余人，获战马万余匹。韩匡
率残部北遁。自山西南下的辽军则为宋代州刺史杨业所阻。此战之后，宋辽在河北仍以益津(今河北霸县)、瓦桥(在今河北雄县南)和歧沟三关为界。
〔例4〕 清咸丰三年(1853年)冬，曾国藩在衡阳组织打造舟船，准备在建成水师后再出兵东征太平军。就在这时，咸丰帝几次下谕，命他招募勇十六千，沿长江东下，救援皖省，甚至朱批指责他“偏执己见”，“漫自矜诩”。地方上也有人拆他的台，几乎全国人都不能容忍他。就在这种极端困难的处境下，曾国藩仍然坚持己见不变，必须等造出广东式快蟹船三四十只，和从广东购置的千门洋炮，广炮运到才能出师。他甚至绝对地向朝廷表示：“与其将来毫无功绩，承受说大话欺骗君主之罪，不如现在据实陈明情况，担当畏敌不前罪名。”由于他一再坚持，咸丰帝终于依从了他的作法，直到次年建成了湘军水师，他才发兵东进，为他后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打下了基础。
〔例5〕 清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朝廷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命令他立即前往山东一带督兵进剿捻军。当时，捻军刚在山东歼灭了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率领的清军精锐部队，僧格林沁也被打死，捻军势力处于鼎盛时期，已经逼近畿辅要地。因此，朝廷对曾国藩责望甚殷，希望他能迅速出兵，一举制胜。可是，曾国藩却不顾朝廷的督责和朝野议论的压力，一反僧格林沁飞奔蹑追的剿捻方略，制定了一个“练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的战略方针。他在上朝廷的奏折中说：“现在贤帅刚刚陨落，捻军势力迅速兴起，山东盼望援兵急如星火，然而我经过认真研究，认为与捻军作战须等半年以后。北路最重要的地方莫过于畿辅，我觉得守卫畿辅，也需要另筹防兵。这些都是骇人听闻的话，难免遭人非议和大臣们弹劾责备。我经过连日思考得出结论，不专力于捻匪最熟的十三府州进行作战，不足以消弭流寇之祸。”他坚决表示万难迅速出兵。后来，他虽然师败无功，但接替他的李鸿章继承他的衣钵，终于镇压了捻军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