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titlements
出处：按学科分类—政治、法律 法律出版社《牛津美国法律百科辞典》第208页（3478字）
政府福利权利始于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并在60年代的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时期显着扩大。福利项目根据立法确定的标准提供政府福利。凡是符合条件的人都有权领取这些福利(它们也是由立法规定的)。
福利项目中最大的是社会保障，它提供的是退休、遗属和伤残福利。凡是符合条件的人都能按照社会保障立法所确定的公式，根据过去的收入及其他因素领取福利。
其次重要的福利项目是医疗保险(medicare)项目。它为退休人员和病残者支付私营部门的健康保健费用。其他福利项目为低收入家庭提供福利待遇。医疗补助(medicaid)为穷人支付医疗服务，而食品券则帮助他们支付食品。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现在已经修改过的依附儿童家庭援助(AFDC)项目60年来一直是为穷人提供福利项目的核心，为有儿童的家庭提供现金帮助。
根据最高法院的判例，宪法承认福利待遇是一种财产形式，与私有财产一样受保护。Goldberg v．Kelly(1970)案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判例。它要求对被认为已不符合条件领取AFDC福利者终止该福利之前向其发出通知并举行听证会。最高法院将其裁决建立在第十四修正案的适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条款对财产的保护之基础上，宣布终止这样的福利涉及重要的权利。各位大法官还指出：
“如今，把福利待遇视为‘财产’而不是‘馈赠’也许更为现实。这个国家中现有的财富中有相当一部分都属于无法归入传统的普通法财产概念的某种权利。”
同样，在Goss v．Lopez(1975)案中，最高法院裁定，一所公立学校在命令学生停学之前，必须事先通知停学的理由，并就学生的反应举行听证。它裁定，学生接受公共教育的权利是一种财产权，不得未经公平的程序就以行为不端而剥夺。
但是，宪法保护仅适用于立法规定的福利。在O’Bannon v．Town Court Nursing Center(1980)一案中，一所老人院里的低收入住户曾享受医疗补助项目的补贴。当这所老人院由于某些不足而被终止该补贴时，这些住户提起诉讼，声称他们有得到事先通知和听证的权利。最高法院驳回了他们的起诉，裁定医疗补助立法仅仅向那些居住在具备资格的疗养院的老人提供，并不是任何疗养院都有这样的资格。
此外，国会有权通过修改规定福利待遇的立法来改变、减少以致取消这些福利待遇。在Flemming v．Nestor(1960)一案中，最高法院维持了这样一项新的立法规定，它终止了被驱逐出境的共产党员的社会保险福利。纳税人和福利享受者没有财产权或合同权来阻止这种通过立法来改变福利的做法。最高法院指出，“如果把天赋财产权这样一种概念嫁接到社会保险制度上去，就会使该制度失去适应情况变化所必需的灵活性与创造性”。
换言之，受到保护的福利待遇财产权是由规定这些福利的立法所界定的。国会有权通过修改立法来改变福利待遇的框架，而这又会重新界定适用于新规定的福利待遇的受保护的财产权。
经济成本与社会变化 福利项目现在已经成为政府开支的一个主要部分。仅社会保障一项就占了联邦开支的23%，医疗保险项目则另外占13%，医疗补助项目与食品券项目又另外占8%。因此，仅这四项福利项目就占了联邦预算的44%。此外还有许多小一些的福利项目。
另外，在今后10到15年内，婴儿潮这一代人开始退休，这一开支无疑将大大增加，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项目。如果不实行改革，这些福利项目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占联邦开支的50%以上。
这些项目除了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以外，还由于它们在过去的25年中给福利受益者以及整个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和低效经济与社会后果而受到强烈的批评。批评者指出，福利权利产生了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针对穷人与低收入工人的补贴鼓励了人们偷懒与不接受教育和培训。这些后果不仅伤害了纳税人的利益，也伤害了那些福利项目的对象，因为收入越低，就越容易陷入长期的对政府的依赖和贫困。
批评者还提出，针对有子女单亲母亲的福利待遇鼓励私生子和家庭破裂。补贴本身就使这类行为在经济上更为可能，而项目的资格要求往往鼓励母亲不同父亲或任何工作的男性结婚。1984年，查理·穆雷(Charles Murray)那本震惊世人的着作《正在失败》(Losing Ground)搅起了福利改革运动。该书提出，福利待遇项目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与其意图相反的作用。
此外，改革者们声称，如今工人们通过个人在私营经济里的投资比对社会保障的投资所获得的回报要大得多。这种改革会大大增加资本拥有率，并通过储蓄与投资的增加扩大整个经济的增长。
改革 这些批评意见开始推动改革。1996年，最受批评的福利权利项目AFDC为一个非福利权利项目“困难家庭暂时援助项目”(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TANF)所取代。这一项目向各州提供解决低收入者需要的拨款，其中没有任何关于自动享受权利的规定。实际上，这方面的改革高度鼓励各州要求有工作能力但无法在私营企业找到工作的人在政府支持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以换取他们的福利。
这些以及20世纪90年代类似的福利改革带来了明显的变化，使全国平均领取福利率下降了50%。这些曾经的福利领取者现在都在私营企业里有工作，婚姻率也有所增加。必须工作的要求给福利领取者带来更多的工作激励，因为他们已经无法不工作就可以领取长期的福利。封顶的福利拨款也给各州福利项目管理人员带来新的激励，因为现在各州必须承担昂贵的福利制度所带来的全部成本或享受节约成本所带来的好处。这些激励上的变化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同样，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现在都用个人投资账户系统部分或全部地取代了传统的社会保障权利项目。1981年智利首开此例，让工人可以选择私营的个人投资账户来取代旧制度的福利。90%以上的工人选择了新的账户制度，该制度用低得多的成本支付了高得多的福利待遇。
智利的改革被公认为经济与政治上的成功例子，以致另外7个拉丁美洲国家现在进行了同样的改革。这一改革现在已传播到拉丁美洲之外。在英国，近80%的工人都选择了个人账户或其他私人投资系统，而抛弃了社会保障项目中的多数福利待遇。1991年，澳大利亚用个人投资账户完全取代了它过去的项目。在美国，乔治W．布什总统在2001年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考虑为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采用一个个人账户选择方案。
【参见“Welfare(福利)”】
Charles A.Reich,"The New Property,"Yale Law Journal(1964):773 -87.Peter Ferrara,Social Security: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1980.Charles Murray,Losing Ground,1984.The World Bank,Averting the Old-Age Crisis,1994.William W.Beach and Gareth G.Davis,Social Security's Rate of Return,1998.Peter Ferrara and Michael Tanner,A New Deal for Social Security,1998.
——Peter J.Ferra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