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或问”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河北人民出版社《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第69页（1363字）

近代小说理论文章篇名，原载《新评水浒传》第一册卷首。该书封面副题“祖国第一政治小说”，燕南尚生评点，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直隶官书局及保定大有山房发行。直隶官书局为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创办，为推行所谓“新政”的措施之一。“或问”，一种古代文体，作者设问自答，通过反复辩难，阐明一种主张或见解，宋朱熹撰有《四书或问》一书。《新“或问”》一文，借用这种古文体，阐明作者对《水浒传》的新见解，力斥污蔑它为诲盗之作的旧观念，有强烈反传统陋见倾向。《新评水浒传》卷首除此文以外，还载有“叙”、“命名释义”，作者在这些文章中，推许革命家陈天华的《狮子吼》和梁启超鼓吹改良与立宪主张的《新中国未来记》，认为后者“明订各项章程，作为国民之标本，则善之善者也”，并十分牵强地说施耐庵亦“主张立宪”，于是作了《水浒传》这样一大部书。基于这种基本见解，作者对《水浒传》的内容与其主要人物的命名做了索隐式解释，如云：“水合谁是相仿的声音(谐声)，浒合许是相仿的样子(象形)。施耐庵先生生在专制国里，俯仰社会情状，抱一肚子不平之气，想着发明公理，主张宪政，使全国统有施治权，统居于被治的一方面，平等自由，成一个永治无乱的国家，于是作了这一大部书。然而在专制国里，可算是大逆不道了。他那命名的意思，说这部书是我的头颅，这部书是我的心血，这部书是我的木铎，我的警钟，你们官威赫赫，民性蚩蚩，谁许我这学说，实行在世事上啊!”又如释《水浒传》中史进的命名云：“史是史记的意思，进是进化的意思。”释鲁达的命名云：“鲁是鲁国的鲁，达是达人的达。鲁国的达人，不是孔子是谁呢?”孔夫子以一个平民而着《春秋》，评论君主的是非，申诉百姓的苦楚，说赏就赏，说罚就罚，施耐庵着《水浒传》的意思亦是这样。这些解释，牵强附会，多无价值。然而，《新“或问”》论及小说的几点意见，却可取。如云：“或问：《水浒传》一百八人果有之乎，抑凭空结撰乎?答曰：不知。又问：既不知其人之有无，凭何以批评之乎?曰：一百八人之或有或无，实难悬揣。借曰有之，则死将千年，骨已腐化，遑论其他?纵有其人，又安知果有其事乎?纵有其事，彼自作事而已，岂倩施耐庵作彼等之书记生耶?余又安肯为施耐庵作无代价之奴隶乎?着述云者，或借前人往事，或假海市蜃楼，叙述一己之胸襟学问而已；批评云者，借现存之书，叙述一己之胸襟学问而已。若有若无，谁复问之?”作者的结论强调“叙述一己之胸襟学问”是小说创作者的最高任务，亦是批评家之最高任务，为达到此目的，创作者“或借前人往事，或假海市蜃楼”，可以不必受历史事实之限制。这里，强调了创作者和批评者的主体作用，自有其可取之处；然而，也存在忽视客体作用的片面性，为索隐式的批评提供了理论根据，这是不足取的。《新“或问”》推崇《水浒传》前七十回，认为“《水浒传》者，痛政府之恶横腐败，欲组成一民主共和政体，于是撰为此书。迨至梁山无人敢犯，分班执事，则已完全无缺之独立国矣。”《新“或问”》特不满意《水浒传》后半部对宋江受招安、平四寇的描写，认为它与前半部所表现的主张相违背。《新“或问”》还介绍了《水浒传》在日本的翻译、流传情况，无疑对纠正国人对小说的偏见会产生积极作用。总之，《新“或问”》是一篇值得重视的近代小说批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