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河北人民出版社《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第482页（3024字）

清代文言短篇小说集。蒲松龄着。“聊斋”是蒲氏书斋的名称。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会校、会注、会评”本《聊斋志异》，是目前最完善的一个本子。近年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收作品491篇，又附录6篇，共497篇。

蒲松龄生于明末，经过了明清之际改朝换代的动乱年月。他长期在私塾里教书，又熟悉农村生活，因此对劳苦农民和穷苦出身的知识分子都有一定的同情和了解。由于他科举失意，乃立志着书。1679年春，《志异》基本写成，于是他写定了一篇《聊斋自志》。此后他一直不断修改、补充这部书，直到死前为止。《自志》说：“集腋为裘，妄续《幽明》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盖清初文网甚严，思想统治十分恐怖，文字狱极为残酷，故作者只能借写花妖狐魅的故事来寄托其“孤愤”。《自志》中又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伙。”《聊斋志异》所以能广泛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矛盾并在艺术上具有特殊的感染力，正由于其中许多篇章都是在民间传说和群众创作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

在《志异》的400多篇作品中，除极少量是写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外，绝大部分都是带有浓厚幻想成分的狐鬼故事。在这些作品中，有不少是通过作者所塑造的各种不同类型的艺术形象和所描绘的许多离奇情节，曲折地反映出封建社会现实生活里的各种矛盾和斗争。书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一批尖锐地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对广大人民进行残酷压榨迫害的作品。其中如《促织》、《席方平》、《红玉》等，写得都很成功。此外还有《向杲》、《梦狼》、《潞令》、《冤狱》、《王者》等篇，作者从不同角度暴露了大大小小封建统治者镇压人民、草菅人命的狰狞面目。作者在《梦狼》的结尾处曾大声疾呼：“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这正是封建社会广大被剥削被压迫者有力的控诉和愤怒的呼声。

蒲松龄一生在科举功名上不得意，因此对科举制度所造成的种种黑暗而丑恶的现象无比愤慨，在《志异》中，他对此也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对于当时封建知识分子因迷恋科举功名而造成的思想精神上的堕落和道德品质的败坏，他都加以批判和讽刺。他认为读书人所以考不中，是由于考场中的贿赂公行和考官的有眼无珠(《司文郎》、《于去恶》)，竟使一些人才被埋没而郁郁死去(《叶生》、《司文郎》)。相反，一个考生从多少落卷中把根本不通的坏文章“连缀成文”，勉强记住了去应考，竟高中经魁(《贾奉雉》)。有人尽管穷得一无所有，可是在梦见自己“高中”时却“大呼长班”，摆起官架子(《王子安》)。作者以辛辣而犀利的笔触揭示了封建科举制度毒害下的知识分子的丑恶灵魂。而这种嘻笑怒骂的文章正是出于蒲松龄一生出入考场的切身感受。

当然，蒲松龄只反对受贿赂和不学无术的考官而不反对科举制度和八股文；只反对封建社会出现的种种黑暗丑恶现象，却不反对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和森严的等级差别；只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却不反对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相反，他把希望和理想始终寄托在好皇帝、清官、识别真才的贤考官和慈善开明的地主这些人身上。他所美化和歌颂的正面人物大都是清官廉吏和正直的神。这就充分说明蒲松龄的立场和世界观仍旧是封建主义的，并没有超出几千年来正统儒家“民本”思想的范围和体系。

《志异》中篇幅占比重最大的是那些以鬼狐与人相恋爱为题材的爱情故事，其中有一些爱情故事只带部分虚幻情节，并未涉及狐鬼。这一大批以爱情婚姻为主题的狐鬼故事，大都具有冲破礼教藩篱、强调婚姻自主等进步内容。有不少爱情婚姻故事更直接与社会矛盾紧密相联系，在歌颂爱情自由纯真的同时，作者更揭露了有权有势的达官贵人对平民百姓的欺凌和迫害，表达了其鲜明的爱憎倾向。尤其使读者感到惊奇甚至受到震撼的是蒲松龄竟然塑造出不胜枚举而面目各异的多种女性形象，她们的性格各不相同，她们的言行举止各有特色，每个形象都那么动人、感人，都具有新鲜而亲切的艺术魅力。婴宁、红玉、聂小倩、白秋练、侠女、小谢、细侯，无论是花妖，是狐鬼，是妓女，是闺秀，无不各有其典型意义，无不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尽管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封建糟粕，如男尊女卑、一夫多妻或歪曲女性(妬妇、悍妇)的描写，却无法遮掩作者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所流露出的精光与灵气。这正是《聊斋志异》所以历300年而仍旧脍炙人口的关键所在。

《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短篇小说的集大成者。它上承远古的神话和传说，先秦的寓言，汉魏六朝的志怪和志人小说，融汇了唐人传奇和宋元话本，创作出“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语)的短篇小说。甚至作者还用“异史氏曰”的形式在篇末站出来发议论，更沿袭了史传文学的传统。总之，凡是过去短篇小说中所有的东西，《志异》里都有了，并有所发展和提高，这说明《志异》在小说发展历程中的高度成就。

如前所说，蒲松龄在《志异》中塑造了上百个有声有色的女性形象。这些人物形象既具有人类的各种阶级烙印，又赋有动植物的不同特征。鲁迅曾说《志异》的作者“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这说明作者成功地把幻想世界和现实社会在故事中融为一体，创造了各种瑰丽离奇而又生动新颖的艺术形象，给作品增加了吸引力和感染力。加以《志异》中的故事多采自民间传说，因此富有曲折的情节和惊险的场面。这对我们今天小说的创作是有启发和借鉴作用的。

从文言发展到白话，是我国语言进化的必然历程。而《志异》却是用文言写成的。不过《志异》所用的文言，特别是用于对话的文言，是我国白话小说已经流行了几百年以后的产物。它既不同于诘曲聱牙的古代书面语，也不同于明代以来封建文人死学古人的假古董，而是从口语加以提炼而成的。它虽不如口语浅显易懂，却具有新鲜活泼的特色，既比白话文来得精炼浓缩，而又显得口吻毕肖。如果我们扬弃其故意用典和大量采用骈俪文字的缺点，而吸取其凝炼精悍的特色，这对于学习运用祖国语言，也是大可借鉴的。

关于《聊斋志异》的版本，大抵可分为两个系统，即钞本与刻本。最早的钞本为作者手稿本，仅存半部，已于50年代由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问世。其次则为山东博物馆所藏的康熙年间钞本，可惜也只残存约半部。内容与手稿本最为接近，而且编次也与手稿本大体相同的乃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铸雪斋钞本，这是乾隆十六年(1752年)由历城张希杰根据雍正时殿春亭钞本过录的。而殿春亭钞本则据原稿本过录，惜已佚，故铸雪斋钞本在当时就受到人们重视。这个钞本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此外尚有二十四卷钞本(见章培恒《三会本聊斋志异·新序》)和东北最近发现的钞本等。最早的刻本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由赵起杲所刻的青柯亭本，凡16卷。此后所有的各种评注本和石印、铅印本等，都是据青柯亭本翻印的。至于诸家评注本，大抵已收入上述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的“三会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