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河北人民出版社《中国古典小说大辞典》第643页（3118字）

明代神怪小说。一百回。吴承恩着。《西游记》的故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吴承恩是在历代民间传说和无名作者创作的基础上，经过整理、加工、改造，最后写出这部神怪小说的。作为小说主体部分的唐僧取经故事，由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发展演化而来。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青年和尚玄奘只身一人赴印度取经，至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取回梵文佛经657部。后来他口述西行的见闻，由他的弟子辩机写成《大唐西域记》，他的弟子慧立等又写了《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此后取经故事在社会上流传，神异色彩变得越来越浓厚。《太平广记》所引《独异志》等唐人笔记，就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趋向。据欧阳修《于役志》记载，五代时扬州孝先寺(后改名寿宁寺)曾画有玄奘取经的壁画。现敦煌榆林窟所存玄奘取经壁画，大约作于西夏初年(相当于北宋中期)，其中已经出现持棒的猴行者形象。宋代“说话”艺术盛行，取经故事成了“说话”的重要题材。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刊印于南宋或元代，它所描写的取经故事更远远地离开了历史事实，而吸收了许多神话传说。书中的猴行者化做白衣秀士，自称“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显然是孙悟空的前身。南宋刘克庄有“取经烦猴行者”的诗句，可以和《取经诗话》的上述内容互相印证。由南宋至明前期，取经故事通过多种艺术形式继续发展。宋元南戏有《陈光蕊江流和尚》，金院本有《唐三藏》，均已失传。元代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只有少数曲文保存下来。现广东省博物馆藏有一个元代瓷枕，上面画着唐僧取经图。图中孙悟空手执金箍棒，走在最前面。随后是猪八戒扛着九齿钉钯，唐僧骑马，沙僧举杖伞卫护。可见取经队伍几个成员，大体上已经定型。元明之际无名氏的杂剧《二郎神锁齐天大圣》和杨景贤的杂剧《西游记》中，孙悟空偷金丹、偷御酒，以及被眉山七圣捉住等情节都具备了。至迟到明代初期，又出现了一种规模较大的《西游记平话》。《永乐大典》第13139卷有一段《梦斩泾河龙》的故事，情节与吴承恩《西游记》第九回前半部分基本上相同，注明是采自《西游记平话》。成书比《永乐大典》为早的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也概括地引述了《西游记平话》中关于“车迟国斗圣”的片断，与吴着《西游记》相关故事的内容大体一致。书中还有八条注文，介绍了《西游记平话》的主要情节，与吴着《西游记》已非常接近。无论从内容、情节、结构、人物方面看，《西游记平话》都很可能是吴承恩直接据以加工创作的底本。

《西游记》全书的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包括第一回至第七回。写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天宫故事。第二部分，包括第八回至第十二回，写唐僧出世、魏征斩龙、唐太宗入冥故事，交代取经缘由。第三部分，包括第十三回至第一百回，写孙悟空皈依佛门，和猪八戒、沙和尚一起保护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上跟妖魔和险恶的自然环境作斗争，经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取到真经，自己也成了“正果”。大闹天宫的故事，生动地塑造了一个蔑视皇权、神通广大、敢于造反的孙悟空的英雄形象，表现了作者对反抗传统、反抗权威、蔑视等级制度等反封建的叛逆思想和斗争精神的热烈歌颂。第二部分在结构上起一个过渡和联结的作用，在思想上表现了较明显的宗教迷信的观念。第三部分取经故事，由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41个小故事组成，着重表现孙悟空斩妖除怪、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积极乐观的斗争精神和美好品德。

对于《西游记》主题的研究，建国以来，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意见：一、主题“矛盾”说，以张天翼《〈西游记〉札记》所述为代表，认为孙悟空大闹天宫是农民起义，后来保护唐僧取经，是投降统治阶级以后，又去镇压起来造反的阶级兄弟。因此造成了“主题问题上的矛盾”。二、主题“转化”说，以李希凡《漫谈〈西游记〉的主题与孙悟空的形象》等文为代表，认为“如果说前七回是反映了人民的反正统的情绪，那么，七回以后却转到了歌颂人民的征服困难的主题。”三、主题“统一”说，以胡光舟《吴承恩和〈西游记〉》一书为代表，认为“大闹天宫重在表现对传统势力的反抗；取经故事重在表现对理想光明的追求。它们不但没有矛盾，却是很好地统一在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这两个故事所共同具有的正义性之中，统一在孙悟空这个中国人民所热爱的理想主义英雄形象之中。”四、“歌颂市民”说，以朱彤《论孙悟空》一文为代表，认为“吴承恩的时代，即明代后期，……《西游记》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问世的。它表现了要求变革的时代精神，反映了新兴市民社会势力的政治思想要求。”五、“安天医国”说，以朱式平《试论〈西游记〉的思想政治倾向》为代表，认为孙悟空“是一个人间所无、天上仅有的封建时代的浪漫主义的英雄形象。作者通过这个形象表现了‘安天’‘医国’所需要的力量、智慧和斗争精神。”六、主题“反动”说，以刘远达《试论〈西游记〉的思想倾向》所述为代表，认为“《西游记》描写的取经过程，实际上就是克去私欲的修心过程”，而作品对大闹天宫时孙悟空“富于反抗性”的性格描写，不过是为“塑造另一个完整的”、“向封建统治者‘悔过自新’、‘改邪归正’的艺术形象”的“必要的铺垫”，“作者特意塑造孙悟空这样一个‘犯上作乱’的形象来修心”，“是为‘犯上作乱’的起义农民”，“树立一个‘改邪归正’的榜样。”结论是：“《西游记》是艺术化的‘心学’，是‘破心中贼’的政治小说。”七、“人生哲理”说，以金紫千《也谈〈西游记〉的主题》一文为代表，认为《西游记》“作者并不是在写一部政治小说”，“《西游记》故事显然在告诉人们这样一条哲理：人的思想只有归于正道，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意见虽仍然未能取得一致，但的确是在逐步深入。

《西游记》在艺术上有鲜明的特色，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它塑造了孙悟空这样一个理想化的神话英雄形象，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独特的创造。书中的许多人物，既是神奇的，又有强烈的现实感，把神性、人性、物性三者有机结合，是《西游记》人物塑造的一个突出特点。《西游记》创造了神奇绚丽的神话世界。天上地下，龙宫冥府，人物的活动有广阔的天地，可以无拘无束地充分施展其超人的本领。情节生动、奇幻、曲折，表现了丰富大胆的艺术想象力。语言生动流利，尤其是人物对话，富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富有浓烈的生活气息，表现了一种幽默诙谐的艺术情趣。

现存《西游记》最早的刊本是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金陵唐氏世德堂《新刻出象官板大字西游记》，20卷100回(北京图书馆藏有摄影胶卷)。随后有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书林杨闽斋刊本(藏日本内阁文库)。又有明崇祯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100回，中州书画社已校补影印。清代又出现多种版本，主要有：清初刊本《西游证道书》；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刊本《西游真诠》；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晋省书业公记刊本《新说西游记》；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其有堂刊本《新说西游记》；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刊本《西游原旨》；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护国庵刊本《西游原旨》；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德馨堂刊本《通易西游正旨》等。1954年作家出版社排印本，即以明刊世德堂本为底本，参校清代各种刻本整理而成。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刊行二版，在初版基础上，复以明崇祯间刊《李卓吾批评西游记》本参校，并将初版据“书业公记”本增补的唐僧出身故事的第9回改作附录，恢复世德堂本第9至12回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