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
出处：按学科分类—哲学、宗教 江西人民出版社《东西方哲学大辞典》第809页（3126字）
现代西方国家中一种反对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观，而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最初，它作为共产国际内部的一股“左”的思潮出现，在遭到批判后，就在党外发展起来。在60年代末西方的新左派运动中，特别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曾被激进青年奉为反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武器。就哲学的角度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把西方现代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上，提出了和列宁主义相异的看法的思潮。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命名，始于法国哲学家梅劳一庞蒂的《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他在书中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对立，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追溯到卢卡奇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以后，人们广泛地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来称呼这股思潮。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内，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是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趋向，它按照黑格尔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和存在主义的精神去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人们通常把卢卡奇、柯尔施、布洛赫、赖希、哥德曼、列斐伏尔和以霍克海默、阿道尔诺、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梅洛－庞蒂和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在这一趋向内，甚至把意共领袖葛兰西的思想也包括在内；另一种是唯科学主义趋向，它按照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精神去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这主要包括以德拉－沃尔佩和科来蒂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以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所谓“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经济主义和决定论没有充分强调革命过程的意志决定的方面，而主张“暴露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并从黑格尔那里吸取灵感，构造一种革命的阶级意识的理论。
所谓“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性冲动像饥饿、口渴、劳动一样，是人类的物质需要之一。据此，它主张把精神分析变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分支，用以阐明人类压迫的心理学过程，进而发展一种“受辩证法和人道主义指导的精神分析学说”，并把社会主义革命纳入到性本能的压抑和解放的渠道中去。
所谓“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主要本质在于人的自我创造实践，个人实践应当成为辩证方法的基本出发点。个人自主和自由意志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所向往的未来阶级斗争的源泉。所以，它主张在马克思主义从人类活动的结果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的客观方面的框架内，用存在主义去理解个人主观的生活经验。
所谓“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反对用含糊的人道主义和黑格尔的修辞学去取代科学的政策，对现代资本主义作出不正确的理解；在理论上则断然否定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之间存在任何连续性。它主张把科学的辩证法规定为以“具体——抽象——具体”循环为标志的现代实验科学的唯物主义逻辑。
所谓“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企图使马克思主义非人道主义化，清除掉附在它上面的、即反科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范畴。为此，它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划分为早期的非科学的意识形态时期和晚年的科学时期，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为一种反经验主义、反历史主义和反人道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最初主要是针对第一国际和共产国际的社会主义观的，并提出自己的观点来同它们相对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的分析研究，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种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下列基本特征：
首先，它断然反对教条主义。它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常处在变得不反映历史运动、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获得的成就实行封闭的危险中，经常处在被这个或那个集团和宗派用作掩盖自己真正利益和目的的借口的危险中，经常处在不理解工人阶级的变化发展的经验的危险中，经常处在由一种活生生的自我意识的理论，变成不能历史地批判地说明其自身的僵化的、虚伪的意识的危险中。为了防止这种经常存在的变成化石的危险，它主张必须由每一代来“重新发现”、“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
其次，在“重新发现”、“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时，“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道主义趋向，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批判的方面，而指责、否定其科学的、“实证的”方面；而唯科学主义趋向则反其道而行之。但是，这两种趋向都把马克思同恩格斯、列宁对立起来，前者借口恩格斯着作中的“实证主义”倾向而批判、否定恩格斯，强调列宁对黑格尔的研究而否定《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后者则借口恩格斯主张拯救和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批判恩格斯，并批驳列宁《哲学笔记》中表述的一分为二和矛盾辩证法等辩证法思想。
再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两种趋向一致强调借用西方思想发展的伟大成就。现代西方哲学的许多流派，韦伯、席美尔、伏尔泰、胡塞尔、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索绪尔等许多西方学者，都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仅从他们那里借用一些概念范畴，而且进而用这一种或那一种哲学流派的思想去“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去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由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结合物。
复次，“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初脱离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在60年代以后，开始以激进学生运动、“新工人阶级”(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受过高度科学技术训练的工人、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除其创始人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曾在自己所参加的共产党内担任过领导职务外，有些人虽是共产党员，但其着作却是同党的路线不相干的、脱离工人运动实践的学术作品。随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阶级结构方面的发展变化，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又进而认为新工人阶级正在变成主要的革命力量、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核心。
最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第一国际与共产国际的思潮都不同，它不仅没有形成自己的组织，而且也没有形成观点一致的思想体系。实际上，它只是由一些大学教授或理论工作者在彼此分开的情况下所写的着作组成的、包括有不同趋向、不同观点的一股思潮；不仅在属于这同一思潮的理论家之间缺乏交往和交流，而且甚至在属于同一思想趋向的理论家之间，也不时发生不同意见的激烈争论。
然而，在另一方面，这股思潮不仅在60年代对西方社会的激进青年具有毋庸置辩的巨大影响，而且在西方的新左派运动走向低潮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又和70年代、80年代崛起的新的社会运动、涌现的新的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后工业社会主义”等新的课题和原理。总的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正深入渗透到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去，成为当代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