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原益轩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37页（3574字）

【生卒】：1630—1714

【介绍】：

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儒学家、博物学家、平民教育家。名笃信，字子诚、号损轩，又号益轩，通称久兵卫。筑前国(今福冈县)人。十四、五岁开始广泛阅读医书、佛教和儒家经典。其思想倾向前后凡三变。初信佛教。贝好古《益轩先生年谱》述曰：“先生素崇浮屠，日诵佛教，常念佛号，每月当佛日，则素食，拜佛堂。仲兄告之以浮屠之非，一旦悟其过，而终身不好佛，自是始知圣人之道可尊而深信之。”同时还受陆王之学影响。出佛非陆王之后，益轩推崇朱子学，晚年则多疑程朱，倾向于罗钦顺。益轩涉猎广泛，除治儒学外，还接触树艺、文学、医学、卫生和制造之类。是日本本草学的创始人，编着的《大和本草》，对日本药物学和博物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一生着述甚丰，哲学思想方面的着作有《慎思录》、《大疑录》、《初学知要》、《自娱集》、《益轩十训》(五常训、大和俗训、和俗童子训、初学训、文训、武训、家道训、君子训、养生训、乐训)等。其哲学思想主要是在罗钦顺的影响下，否定程朱理先气后的观点，主张理气不可分，理只是气理，气外别无理。他说：“理是气之理，理气不可分为二物，且无先后，无离合，故愚以为理气决是一物。”“罗钦顺之学，其说不阿于宋儒，其言曰：‘理只是气之理’。又曰：‘理须就气上认取’。……此所论最为适当。”益轩的人学思想有，把学问与为人统一起来，强调学即是学为人。认为仁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为仁之方在克己复礼，排除私欲。注重孝，以孝为仁之本。提出天人一理，把天道与人道统一起来。指出人心本乐，非人心之外别有所谓道可乐。

(1)学即学为人 在中国儒学家看来，治学为人是密切相联的，知与行、道德与践履不可分为两橛。益轩继承这一传统，也强调为学与为人的统一关系，并且把学问与人学等同起来。他说：“尝着《学问论》曰：学者何?所以学为人也。”可能有人会问，人本来就是人，为什么还要学为人。对此，益轩的回答是：“不知人之道，则近于禽兽，不可以为人，是以学为人也。……人生而不学与不生同，学而不为人，与不学同。苟不欲学而为人，则欲为禽兽耶?”学既是学为人，那么为学之道何在?益轩指出，为学只是明辨善恶，近善制恶。不如此就不能说是为学。他说：“为学之道，唯以为善为事而已矣。”与此同时，益轩又认为，为学之道，是以仁为本，以忠信为主，以孝悌为先，以博文约礼为勤，以君子为志，并说这是孔门教人的基本规模。

(2)论仁 什么是仁?益轩解释说，仁是人之生理，是万善的总名。在益轩看来，仁的根本意义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是本来如此之理，并非勉强地去与万物为一体。因为，我由天地而生，天地又为万物之父母，天地万物与我本为一气。这显然是张载“民胞物与”思想的继续。益轩说：“心体于万物为仁，一物不体非仁也。”“仁者至公无私，故无物我之间隔，不能不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尔。”问题是，人既本来与万物为一体，为什么在实际生活中，人不但不能兼爱万物，而且连人本身都不能兼爱，达到博施济众呢?益轩对此并没有作出进一步的说明。他所关心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如何归于仁。《论语》中有“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的说法，益轩的理解道：“一日者犹言一旦也，盖以其用功之时言而已，非言一日之间也。”在他看来，克己复礼为至难之事，其功非一日可以奏效，必须积日之久才能做到。做到了克己复礼，其境界就是，无私欲障碍，无物我间隔。天下虽大，人物虽多，我心之量，无处而不至。无物而不体。一切归于我心之内而无所不爱。这种境界也许太高超了，于是益轩又提出了为仁之道的急务。他说：“为人之道，在厚人伦而已。厚人伦之功夫，以慈爱恭敬谨言力行为先务，以孝悌为本，是日用彝伦之事，最以为当务之急。”

(3)天人一理 中国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观念，宋儒主张人道内在于天道，与此种思想类似，益轩提出了“天人一理”的命题。照他的说法，理之在天在人虽有不同，但人气与天气相副，天道与人道相应则是无疑。具体来说，譬如，天有元亨利贞之道，生长收藏之气；人有仁义利智之性，应于天道之元亨利贞；人有喜怒哀乐之情，应天气之生长收藏。天气分四，春气生物，在人为喜；夏气长物，在人为乐；秋气杀物，在人为怒；冬气藏物，在人为哀。又如，在天为神，在人为心。能为造化则神，此为天之心；能行万事为心，此为人之神。总之“在天在人，其理同，其类一也”。正是由于天人一理，因而人如果欺骗自己，即是欺天；人要是为恶，即是背天。进而益轩又提出了事天地的观念。在他看来，人为天地所生，天地为人之父母。天地之生人，特施恩惠，使人成为万物之灵。作为人必须报答天地之恩，一心一意事奉天地，为仁爱物。益轩说：“夫天下之物，是天地之所生也，天地爱育于其所生，是故君子事天地之道，在亲亲仁民而爱物而已。圣人所以教民以惇五典也，且其余事又在爱物而已，是惇人伦爱万物者，所以奉若于天地生育之心也，然则岂可敢慢恶于人，暴殄于物，而乖戾于天地生育之心乎?是以爱养于人物者，乃存心养性之功用而为仁之事也，是事天地之道也。”

(4)论孝 日本儒学在强调仁义的同时，特别注重孝，这在益轩那里也能看到。他认为孝是仁之本，并处于百行之源、万善之首的地位。因而人首先要行孝，把孝作为立身之本，否则即是有其它善行良才，也不足挂齿。益轩指出，孝悌之道至浅至近，亲其亲，长其长即是弟悌。这很容易做到，即是愚夫愚妇，也易知易行。如果舍弃这浅近的孝悌而去追求高远之道，就等于从无中求道，无异于缘木而求鱼。益轩进一步又认为，从浅近的孝悌开始，做到亲亲长长，就可以达到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的境界。他说：“孝弟之道，积于身而不可及谓之高；孝弟之理，通于神明而不可窥测谓之深；孝弟之理，达于天下谓之远，此君子之道所以高深且远也。”总之，孝为人伦之要，德行之始，不可舍孝之急而务高远。益轩批评异学道：“异学之说，舍孝弟而不务，独于孝弟伦常之外，欲求其高深者，不知孝弟伦常之外无高深者。苟于此外求高深者，譬如系风捕影，此舍实有而取空无也。”益轩这里所说的异学即是佛教。

(5)性一分殊 在人性问题上，益轩不同意宋儒区分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说法，他接受罗钦顺“理—分殊”的哲学观点，提出了“性一分珠”的命题，认为性本一，这本一之性从天地之论而言为本然，“盖本然之性，天命之所在也”。而从入之所禀受阴阳之气而言为气质之性。由于人所禀受之气有清浊厚薄纯驳偏正之不同，故气质之性表现为分殊。益轩强调性字从心从生，以生质或气质言性，是性的本来意义。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益轩就不能再承认有什么本然之性。而他实际上仍肯定有本然之性，因而他与宋儒根本上并没有不同。他说：“盖本然者理一也，天下之人所禀受皆一也。气质者分殊也，众人所禀各不同。”很明显，这只不过是把宋儒的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变换成了性一(本然之性)分殊(气质之性)。

(6)人心本乐 在中国儒学中，有所谓孔颜之乐。一般认为，其乐主要在于乐道，即孔颜虽然在物质生活上清贫困苦，但他们在精神生活上则充实快乐，因为心灵追求到了一种更高尚的东西。益轩对这种乐“道”说提出了质疑，“孔颜之乐，非乐道，且非别有一物而乐之。若谓以道为乐，则道与乐做二了”。在益轩看来，乐是人生心理自然所有的天理，人心本来即乐，“人心本天命之所在，天机常生生不息，故满腔常欣欣和气，其生意不息，随处欣合和畅，是谓之乐”如人咏风弄月，舞蹈咏歌，与草木之生，禽兽之鸣，鸟飞鱼跃，都是同一天机自然生理的表现。正是由于乐为人心之自然生理，所以在人生中其乐无所不在。益轩说：“虽处逆境，而不失其和乐之心，况于顺境乎?立则乐乎立，行则乐乎行，卧则乐乎卧，饮食则乐乎饮食，对客则乐乎客，观山水则乐乎山水，如此则无所往而不乐也。”益轩虽然肯定“乐是人之生理，虽常人亦有之”，但他文指出乐并非完全是自然的，只有以道制欲，才可以完全达到乐，而所达到的乐则主要是指精神上的。益轩曾引旧友之言道：“凡富有三焉，第宅宏丽资殷充者，家富也；四体康健，耳目聪明者，身富也；旁通物理，广识古今者，心富也。三者不得而兼，将何取焉?家富不如身富，身富不如心富，故颜子不改其乐，庄周畏如牺牛耳。世俗唯尚家富，未尝论及身心之上，故贫士有不知其乐者。”益轩不但提出了乐，而且加以实践，乃至终年，他自述曰：“吾人龄既衰残，日薄虞渊，以道制欲，取乐于桑榆之工夫，一旦不可废。盖人生至乐，在读书乐道，如此而终余年，不亦善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