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西欧人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162页（2959字）

17—18世纪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强大，资产阶级在荷兰、英国、法国先后取得政权。如果说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还以与新贵族的联盟为特点，那么，1789年的法国革命则以建立彻底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名垂青史，这次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几乎动摇了欧洲大陆整个封建统治，使整个欧洲的政治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则推动整个欧洲的经济发生巨大的改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适应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和发展政权的需要，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人学出现了崭新的内容和形式。

这个时期的人学，理论更加严谨，内容更加丰富，与社会生活结合得更加紧密。它的最大特点，是从人性的觉醒，转到人的普遍自然权利的确立。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人性的复苏，而要夺回自己固有的权利。这是资产阶级继文艺复兴的思想启蒙，经过经济上的发展壮大，必然提出的政治上的要求。人权成为人性的本质要求，人成为目的本身。他们继续发扬理性主义，使理性成为裁判一切事物的最高法官。上帝的权威让位给理性，宗教被认为是害人的毒药，昔日的造物主不仅被无神论证明为子虚鸟有，而且被证明的人的造物。强大起来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再向封建君主和教会势力呼吁宽容，而是要改造它，批判它，摧毁它。正如恩格斯所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些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为了论证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自由幸福的生存权利，他们创造了系统的自然法、自然状态、自然权利、自然秩序等系统理论，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手中有了更锐利的武器。“自由、平等、博爱”成为理性人道主义的战斗口号。成熟的资产阶级不仅在理论上宣传人权、人道主义，而且要把它赋诸实现。他们用社会契约论。反对君权神授说，用天赋人权反对封建特权。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宣言》，三权分立的代议制制度，集中反映了这个阶段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政治要求和人道主张。不论是在法国唯物主义的战斗檄文中，还是在法国哲学家晦涩的文字背后，我们在这个时期的人学理论中，到处看到一种坚定的信念，一种勇往直前的热情，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

培根以经验论的形式，笛卡尔以唯理论的形式，证明经验能力和理性是人人具有的，所以，人人都是自然和世界的主人，都有追求平等、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的权利。斯宾诺莎认为，人类达到完善的道路，在于遵循理性的命令。洛克断言，人的理性就是自然法，遵从理性就是相互平等，不损害他人生命、自由、财产。密尔顿认为，自由来自理性，自由与理性是一对双胞胎，彼此不能分离。蒲伯认为，自私是行为的动力，但理性使行为有节制。孟德斯鸠认为，政府必须符合理性，不用严刑峻法。总之，理性成为他们手中的锐利武器，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从格劳秀斯开始，对这个时期的人道主义者，以自然法和自然契约为根据，对人自然权利、自由、平等，尊严等提供了系统证明。格劳秀斯认为，自然法来自人类理性，永远不变，它规定人的自然权利和人的道德准则，人在道德上的完善，最终依据自然法。自然法规定：财产权是神圣的，人要守信践约，人有运用自己权利的自由；国家、社会、私有财产，全都是根据人民相互契约的结果。显然这是运用自然法论证已经取得政权的荷兰资产阶级政权的合格性合理性。霍布斯指出，自然法是人类要摆脱自然状态的结果，根据自然法，人人都要保全个人的生命和财产。生命财产神圣，自由平等神圣，也就是人性人道神圣。洛克认为，虽然自然状态中的人是自由平等的，但人还须凭理性订立契约，以保证平等的个人互不侵犯他人生命、自由、财产。这种对个人自由、幸福的充分保证，就是自然法的本质，也就是人道的本质。爱尔维修认为，人类在没有礼法的时候，固然令人吃人，但自从进入社会状态，人类就须凭礼法遵守公道，把公正、自由、平等作为人道的基础，这样才能保障个人的生命财产，使人的天生的利己心得到满足。卢梭的自然法，就是指的天赋人权，即自由、平等、安全、财产。尽管这些人使用的名词不同，对自然状态的理解，也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在捍卫人权，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私有财产神圣这些基本方面，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因为，他们虽然拿着不同的武器，但都为了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的统治。他们代表着强大起来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时代需要。这个时期的人学理论家对自由、平等作了系统的理论说明。斯宾诺莎认为，受理性指导的人才是自由人，遵从国家公共法令生活在国家中的人，比只服从自己生活在孤独中的人更自由。洛克指出，自由并不是爱怎么做就怎么做。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没有法律的地方，便不会有这种自由。孟德斯鸠认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哲学上的自由，是要能够行使自己的意志”。卢梭认为，人民获得自由，是维护其生存所必须的。他说：“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作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自己的责任”。密尔顿指出，自由的原则就是自己要自由，也须旁人也自由。孟德斯鸠认为，原始时代人人平等，社会使人们失去平等，只有通过法律才能恢复平等，而在民主政治下，真正的平等是国家的灵魂。但是，他明确指出，要建立真正的平等却很困难。卢梭指出，自然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财产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这个时期的人学思想家，作为成熟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重视教育、立法，重视现实的社会批判和现实的政治斗争，主张把他们的人道理想付诸实现。特别是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以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为思想武器，剖析、揭露、抨击法国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扫清了思想障碍。他们的人道主义理论，被纳入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中，成为革命的指南。在他们为人道主义理想的奋斗中，不怕流放和监禁，不怕攻击和诽谤，一往直前为理论的实现而斗争。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的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处于历史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人学思想，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夺取政权的锐利武器和理论指南。

但是，必须指出，启蒙运动的理性人学，即理性人道主义，它的自然性、社会契约论，是缺乏根据的历史唯心论观点。它的理论仍然是以抽象的人和人性为基础的。它脱离具体的政治经济条件，宣扬自古不变的人性，并由此引申出人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和政治主张，因此，它的理论必须带有虚假的性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以新的压迫代替旧的压迫，以新的剥削代替旧的剥削，他们以全人类的名义宣传的原则，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发生了尖锐冲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权并没有使人脱离宗教，而只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财产，而只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放弃追求财富的龌龊行为，而只是使人有经营的自由”。一句话，人权不过是资产阶级自由占有财产和自由竟争的法律保证。事实证明，抽象的理性人学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