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学思想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210页（4208字）

欧洲比较系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最初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当时，不仅存在着封建贵族、地主阶级、广大农民阶级，也存在着新生的市民阶级即资产阶级，和与其同时诞生的无产阶级即手工业工人。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资产阶级和以广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为主的劳动人民结成了统一战线，资产阶级成为反封建的领导阶级。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不仅直接剥削工人，也剥削农民，因此，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当时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反封建的一致性，还是主要的。所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人文主义思潮、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思潮，成为当时主要的时代潮流。但是，劳动人民群众一方面支持并亲自参加了资产阶级参加的反封建斗争。另一方面，从一开始就对资本主义的剥削进行了反抗，表现了反对整个剥削制度、实现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压迫的理想社会的愿望，这就是最早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以德国农民战争中的农民代表托马斯·闵采尔，尤其是美国的莫尔和意大利的康帕内拉的思想为代表。闵采尔认为，信仰就是理性在人身中活跃的表现，非基督徒一样可以有信仰，一样可以升入天堂，而天堂不在彼岸，须在此生中寻找。信徒的使命就是要把天堂即天国在现世中建立起来。他所说的天国就是一种新的社会，它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与整个社会成员对立的高高在上的国家政权。他认为，当时凡未参加革命的政权都应推翻，一切财产都应共同分配，必须实行完全的平等。可见，他的政治纲领，是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想。莫尔的《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一部文献。莫尔揭露封建贵族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控制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战争给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他指出，欧洲社会这些罪恶的现象，根源在于私有财产。他认为，私有财产与人类的幸福、人道是相对立的。只有消灭私有财产、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才是完美的理想社会。在这种新社会中，没有贫富阶级的对立，人人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劳动，除了管理者与科研人员之外，全体公民都参加体力劳动，轮流参加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公务人员要经过选举产生。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莫尔设想的新社会中，还保持了奴隶、宗教。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是另一部着名的空想社会主义文献。他在该书中批判了私有制，认为私有财产和自私自利是万恶之源。但他认为，私有制产生于人们的无知。在他描述的新社会里，无私有财产，无贫富贵贱的区分，人人都参加劳动和工作。这些思想由于他们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刚刚诞生，所以只能是一种空想。而且，在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中，残存着不少旧制度的烙印。

由于历史的发展，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不断壮大起来，所以在18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着作中，表现出更强烈的社会倾向，更尖锐的斗争精神，他们的理论比文艺复兴时期的理论更深刻、更系统、更实际。梅利叶赞美劳动的神圣，主张人人都应当从事有益的劳动，以便取得生活中必需的和有益的东西。他肯定农民公社的价值，号召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斗争。他抨击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主张建立以劳动、互助、博爱、财产公有制为基础的平等社会。他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反对私有财产，反对基督教义和唯心主义哲学，表现了战斗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大无畏精神。摩莱里指出，私有制不合自然，不合人道，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而公有制是合乎自然、合乎人道、合乎理性的。在公有制下，人人劳动，人人受教育，人人平等，人人享有同样的幸福。马布里诅咒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一切灾难的来源，不平等是人类堕落的因素，财产和地位的平等是国家繁荣的必要条件，他断言，人类越接近平等，就越接近自由。因此他系统地批判专制与教会，贯彻一个平均主义的改革纲领。巴贝夫则吸取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在法国大革命斗争实践中，成为共产主义的先驱之一。他坚持废除私有制，坚持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断言政治革命就是贵族与平民、穷人与富人的公开战争。他顽强斗争，直至献出宝贵生命。他指出，人类所求的幸福，只能是全人类的幸福，而不是少数人的幸福。他还设想了新型社会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总而言之，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代表了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群众的要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是同无产阶级的强大密切相关的。但是，他们仍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一样，从永恒的人性和理性出发，主张自然法、天生自由平等理论，对社会的阶级矛盾缺乏本质的了解，对历史的发展缺乏科学的认识，因此，他们虽然憧憬着一个全新的社会，却找不到一个实现这个新社会的阶级力量和现实途径。这也正是他们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空想的原因。

19世纪的欧洲情况错综复杂。西欧、中欧一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先后成功。但也有些国家反封建斗争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英国在17世纪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以后，18世纪完成了工业革命。法国在18世纪通过几十年的曲折斗争，不仅建立了彻底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且也迅速发展着资本主义经济。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英法两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和矛盾日愈激烈和尖锐。社会越来越两极分化，资本家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和压榨，工人阶级生活进一步贫困化。资产阶级革命前通过其启蒙思想家向人民许诺的一切，都化为泡影。“理想和永恒正义的王国”实际上只是新生资产阶级的天堂，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谓自由只是雇工剥削的自由，对工人来说，只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所谓平等，无非是等价交换的代名词，只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竞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经济地位悬殊的情况下，成了一纸空文，“博爱”变成了竞争中的诡计和嫉妒。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正是目睹了这一切，才创造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他们看到，人民推动并参加了革命，为它流血牺牲，但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落到少数人手里，劳动人民依然毫无所获，只是陷入新的压迫和剥削之中。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强烈不满，探讨造成这种新不合理的原因，寻找建立合理社会制度的方案。贵族出身的圣西门，经过一生的坎坷，在经济上破产之后，晚年贫穷的生活境况，使他转向工人阶级，宣称工人阶级的解放是自己努力的最终目的，潜心研究建立起自己的空想理论体系。他谴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这里充满专横、无能和阴谋，这里没有道德、真理，统治者热衷于侵略和战争。他在批判的基础，提出关于合理社会制度的方案。认为，人类的黄金时代不在过去和现在，而是在未来。在未来的新社会中，实业家上升为首要等级，人人都劳动，“各按其能，各按其劳”，或“按才分配”，整个社会由最高科学委员会掌握精神权力，由最高行为委员会或实业家委员会掌握世俗权力。这种制度是大多数人对少数寄生分子的统治，主要目的在于造福整个社会。但是，在他设计的社会结构中，还有内阁、议会和国王，也存在着私有制和阶级差别。所以，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是很不彻底的，包含着不少旧制度的遗迹。傅立叶指责资本主义制度是颠倒的世界，是社会地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而“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他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商业的种种欺骗伎俩和放高利贷、走私、海盗、贩卖黑奴等等罪行。并且指出，这些罪行得到了资产阶级政府的庇护，得到了他们的学者的支持。他把资产阶级启蒙学者的“社会契约”、“天赋人权”等理论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作对比，揭露了这些理论的虚伪性和批判性，指出资产阶级的文明制度并未保障人的天赋权利和义务。在文明制度下，人权成了笑柄。他尖锐指出，文明制度是靠犯罪来营养的。他公开申明，“我的目的不在于改善文明制度，而在于消灭这个制度，并引起发明更完善的社会机构的愿望。”他比圣西门表现出更鲜明的立场。他设想未来的新型社会是一种“协作制度”或“和谐制度”，这种制度能充分地满足人的种种情欲。他把情欲分为12种，认为情欲本身不是罪恶，只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使情欲成为罪恶。在他看来，人类的最高情欲会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协调起来，因为人类最高的情欲正是“统一欲”。在这种制度下，不论穷人和富人的各种情欲都能保证得到正常的发展和满足。他把协作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法朗吉，是一个工业农业、城市乡村合一的组织。每个人都参加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他这里不废除私有制，也有穷人和富人之分。这里按劳动、资本、才能三个方面进行分配。傅立叶对未来社会的细节都作出过细致的设计。但是，他同圣西门一样，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并没有触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而对未来社会的描述又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基础上，主张通过阶级调合与合作，实现这种理想社会，而在他设计的社会中，仍然有私有财产和贫富差距，这些正是他的历史局限性所在。欧文在理论上，超过圣西门、傅立叶，他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的财产私有制。他说，“私有财产是贫困以及由此而在全世界造成的无数罪行和灾难的唯一原因。它在理论上是那样不合乎正义，而在实践上又同样不合乎理性。”他把私有制、宗教和现存的婚姻形式，看成是阻碍社会改造的三个主要障碍。他把未来的新型社会叫“劳动公社”，或“合作新村”。这里没有私有制，坚持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原则，没有贫富、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公社既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组织，也是一个社会单位。他主张在公社里不断采用新机器、新技术、大大提高生产力，为公社提供丰富的财富。这里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取消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他甚至具体规定了建筑布局、人员组织、作息时间等许多细节。但是，欧文最后却把实现这种社会理想的希望寄托在英国政府身上，甚至希望由大资本家来建立这种公社。他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和平过渡到新社会。这充分暴露了他的思想的空想性。

总之，空想社会主义者能敏锐地看到新确立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深刻揭露它的丑恶和罪行，表达了被压迫阶级的愿望和呼声，描述了未来的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社会的构想，在人学发展史上，有其进步的历史作用，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但是，整个说来，他们的人学思想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基础上的。他们受时代历史条件的制约，仍然不可能科学地系统地解决人的问题。这同无产阶级的不够成熟、不够强大的历史事实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