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人学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356页（2342字）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至公元221年前后出现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学思想可称为秦汉人学。因此“秦汉人学”的称谓非指一个特定的学派或学术形态，而只是一个断代的统称。秦汉时期的人学思想是中国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人学思想的大发展时期。秦统一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封建割据状态，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的统一的大帝国，中国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封建社会阶段。秦统一中国的时间不到十六年，但它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统一与发展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继它而起的汉王朝即是在秦统一的基础上，以其浑厚雄壮的气魄和阔大深远的胸怀，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契机，奠定了中国文化的生存基础和发展方向。与整个思想学术的发展相一致，秦汉人学与先秦人学相比，是一个由“百家”向“一家”的转变时期，或者说是一个思想学术的融汇综合时期。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秦汉人学思想的发展也经历了若干阶段，每一阶段都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倾向。从秦到西汉前期，儒家人学与道家人学并驾齐驱，自然主义的人文观与道德主义的人文观在《吕氏春秋》、《淮南子》、贾谊、陆贾等人的着作中得到充分表现。他们一方面强调“天生人，人法天”；同时又主张“天地生人，礼义为性”。初步表现为秦汉之际儒道综合的倾向。在天人关系方面，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也基本上吸收了先秦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同时杂糅了阴阳五行家的阴阳观念，用以说明天人关系。如《吕氏春秋》认为，天成阴阳，阴阳化而生人，因此人的所有特性均受之于天，而不是人自己创造的，由此强调“法天”、“因天”。无疑，这些思想都来自道家。继《吕氏春秋》的《淮南子》，在天人关系方面及对人性的看法上，也基本上采取了儒道综合的立场，提出“法天顺情”的天人论和“心反其初而性善”的人性论。总之，秦汉之际的人学思想，作为秦汉人学的第一阶段，主要与当时社会政治相联系，尤其是秦末出现的大规模农民战争及秦王朝的土崩瓦解，对此一时期人学思想的发展影响甚巨。除上述天人关系和人性理论外，还表现为“无为无不为”的政治论，“与民休息”、“因民之欲”的民本思想以及“行德爱人”的道德论等等。这些人学思想的提出，既不同于先秦道家，也不同于先秦儒家，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先秦儒道两家的第一次小综合，为整个汉代人学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基础。西汉中期以后，由于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使汉中期的人学思想带有鲜明的儒家特色，从形式上看，黄老之学被董仲舒的新儒学所取代。但从内容上看，汉代中期的人学思想，乃是披着宗教神学的外衣，在更高的层次上，对以往人学思想的全面吸收。从此，被改造了的儒家人学确立了自己在中国人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标志儒家思想完成了对先秦各家思想的融合和改造，从而使各家思想都以儒学的名义存在和发展，为中国人学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一时期的人学思想，随着汉代中期以后的今古文之争，遂出现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和以王充为代表的古文经学派。这两派都以儒家为旗帜，实际上是从不同侧面对儒、道两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董仲舒以儒家为主，杂以阴阳五行学说，创立了后世称之为“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董氏提出“人副天数”的天人一体说，认为“天”能对人事作出反应，并通过灾异或祥瑞表示“天”的意愿，因此，人要慎重选择自己的行为，特别是君主更要对国家和臣民负责。董氏指出“意志天”的权威，目的在于通过“天”来完善“人”，通过自然来促进人事。其人学的归宿在人而不在天，但由于他采取了神秘主义的方式，反而形成了对人的实际作为的压抑，为中国人学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中国人学史上的神秘主义天人感应论、福善祸淫的天道观、生死富贵的天命论以及休符祥瑞的风水迷信等思想，均可从汉代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中找到根源。董仲舒之后的《白虎通义》、《盐铁论》等着作基本上都遵从董学的传统，把中国人学引向一种神秘主义。在董仲舒天人感应的理论框架中，人被说成是天的副本，这一思想被推向极端后，便直接引发出它自身的对立面，这即是恒谭、王充的人学理论。恒谭是一位无神论者，他明确反对天人感应论，认为灾异变怪，虽天下常有，但并非由人事而起，天道的运行、自然界的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它并不干扰人事，因此人事的兴衰只能由人自身决定。王充则进一步发展了先秦以来荀学的传统，并吸收了先秦道家的自然主义，认为人非天的副本，人乃受气而生，失气而死，天非故生人。王充以“气”解释人的生死，排除了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恢复了先秦儒家对人的清醒认识，从而为中国人学的健康发展铺垫了道路。汉代末期，随着经学的衰落与社会批判思潮的兴起，道家思想在本已形成的儒道互补的思想格局中加强了渗透，并出现了以道家《老子》为经典的道教新思潮。受这格局的影响，在人学理论中，出现了王符、崔寔和仲长统等具有无神论倾向和社会批判思潮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天地之所贵者人也”、“三代之兴废在其所积”、“人事为本，天道为末”、“自审已善无待乎天道”等重要人学命题。总之，汉代人学思想的展开，对于先秦人学来说，具有更广阔、更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因此对人本身的认识也就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他们不再停留于一般地提出人贵于物、人性的善恶等人学的基本问题，而是力图进一步探索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人性本质的根源、人的性与情的内在联系和区别等一系列人学问题，并立基于天人关系的高度和广阔的视野上，对人的地位、人的力量、人的特征、人的价值、人性完善的道路与方法、人的道德修养、人格尊严、人格理想等作出回答。同时汉代人学还深化和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论中的君、臣、父、子、夫、妇的相互关系和仁、义、礼、智、孝、悌、诚、信等道德条目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