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经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380页（4366字）

道教的初期经典，成书于东汉后期。中国道教产生于东汉，其起源，从思想上讲，深受老庄思想及流行于汉代的阴阳五行、谶讳迷信的影响；从机制上讲，在很大程度上是神仙方术的进一步发展；从成员上讲，巫觋方士是其必然成员。讲到道教的产生，一般都要提到张陵(或张道陵)，他生活在东汉桓帝时代，是道教符录派创始人。《太平经》相传有三种。《道教义枢》称张道陵另出《太平洞极三经》144卷，已佚；《后汉书·襄楷传》襄楷称于吉“得神书百七十卷”，号《太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宗，多巫觋杂语；又有说两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12卷，现已亡佚。以上三书不知与现存《太平经》有何关联。现存《太平经》自言有三部分，即“神道书”、“核事文”和“去浮体记”。总的来讲表述的是初期道教思想，但内容杂驳，前后矛盾之处亦多，显然不是成于一时一人之手。在人学思想方面，它宣扬天人感应论，重视人自身的作用，还强调“孝”的作用。它较有特色的人学思想是善恶报应论以及对女子之社会地位的关注。道教思想在其初期就把人的存在摆在了重要位置上。《太平经》原书一百七十卷。现残存有明朝《道藏》本五十卷。今人王明根据《太平经钞》及其它相关版本加以补校，成《太平经合校》，是目前较完备的版本。

(1)天地，人之父母 《太平经》的天人之论亦坚持人取法于天的大前提。它认为“天地，人之父母也”，天地乃人之真本，天为人垂法。天下之人俱受天地之性，五行为藏，四时为气，合于阴阳，以传其类。人是天之子，应当象天而行，作国君的欲仁好生，象天道也：作臣下的柔而顺好养，法地道也。总之，天地人的关系是，天主生，称父；地主养，称母；人主治理万物，称子。共同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太平经》坚持“天地之性，独贵自然”，人应顺天之道，与天同气，所以反对子害父母，即人害天地的非自然行为，如大兴土木，凿地掘沟等，以为“人象天地，不欲见伤”，如伤害天地，即非小罪。这种思想的最后发展是人取象于天，天取象于人的天人绝对一致性。这与整体的道家思想是契合的。

(2)王者行道，天地喜悦 《太平经》亦主张天人感应之说。它断言：“王者行道，天地喜悦；失道，天地为灾异。”君主大顺天地，立致太平，瑞应即有并兴，甚至思仁善者，瑞应独为其出，河图洛书独为其生。人为善于地上，天即应之为善，其原理是其气上通。相反，倘若不顺天道而为不善，常好杀伤者，天甚咎之，地甚恶之，群神甚摒之，这样，天威就会一发不可禁止。总之，获罪于天，令人夭死。此种天应人行的观点有明确的目的。《太平经》认为，天地之性，自古到今，善者致善，恶者致恶，此乃自然之术，本无可怪。它要劝人心思端正，清静无为，此乃至诚感动上天，以致瑞应善物为其出，而用心佞伪则无善应，《太平经》用天人感应论劝善惩恶，这基本上还是董仲舒一系的主导思想。

(3)天地之性人命最贵 《太平经》认为人乃天地之子，人不仅是天地中之最贵者，所谓“天地之性人为贵”和“天地之性，人命最贵”，而且人乃是统理万物之长者。它还认为，人不仅是中和凡物之长者，而且既尊严，又宝贵，与天地相似。根据天地之法，万物之兴衰都跟随着人事的兴废。比如人所珍视的东西都有很高的价值，而人所休废的东西则毫无价值可言，即某物的价值并非由其自身而是由其与人的关系而定。易言之，人之兴衰，乃万物之兴衰，贵贱完全由人作决定。但《太平经》亦强调，人定兴衰并不是说人可以为所欲为。相反，圣人知天格法，不可妄犯。人之所以有力量有价值，正是因为他是天之子，是天道的履践者。人自然不可无法无天，但在此前提下，《太平经》对人的重要地位的肯定亦有它独特的价值。

(4)人当自爱自好 《太平经》颇为重视人的自我。它认为，人为善神知之，为恶神亦知之，但此并非外在之神，乃是人身中之神，即自我之灵明。所以，人的端神清身，乃是自我修养与长寿之本。它断言，所谓贤达圣明者，但学其身，不学他人。这是真正的自养之道，得此治道，就会减少过失。进而言之，人能自养，才可养人；能自爱，才能爱人。有人不知此点，有咎反怨苍天。天怎么相冤于人呢，一切都是人自求之。人要想去凶远害，要想长寿，“本当得知自爱，自好，自亲，以此自养，乃可无凶害也”。《太平经》的自我之论是为它的修道理论服务的，但它对自我的自觉，也是人学史上的重要一页。

(5)天地之性半善半恶 《太平经》的人性论并不十分明晰。它认为，天地之性，半阴半阳，阴为恶，阳为善，所以，“天地之性，半善半恶”。人为天地之子，可知人之性亦是半善半恶。具体到个体的人，《太平经》认为有善人恶人之分。它承认有“性恶不逆之人”，又称“真人”有天性好善之心。人的天性是同志者相爱，异志者相憎，故善人疾苦恶人，恶人亦疾苦善人。《太平经》又言人命有三品，所以，它也主张“性三品”之说。性自善之人，心自有明，如真人之类，为上品之人，恶人为下品之人。至于中品之人，假如不旦夕力学善，失善即入恶。如学习真德，尚可得到平平之德。《太平经》的人性论依然是对董仲舒一系思想的继承，可见董学在道教形成中的巨大作用。

(6)种善得善种恶得恶 《太平经》的祸福观具有明显的宗教性。人道法天道，而天道无亲，唯善是与；天报有功，不与无德；“天佑善人，不与恶子”；为不善，则天将诛之，而上善之人则得天报。所以，“人种善得善，种恶得恶”，即兴善者得善，兴恶者得恶。人如果积善不止，道福即起，令人日吉。积善者免于灾祸，可成为种民，即圣贤长生者一类的善人。《太平经》的因果报应之论不仅关涉今世，而且还讲前因往事。比如，有人力行善反而常常得恶，这是因为他承负先人之过，流灾积而来害此人；也有人行恶反得善，乃是先人积善之功流及此人。但是，它也认为，先人如有过失，今人倘能行大功万万倍之，先人之余殃亦不能及之。《太平经》的善恶报应、承负流及之说，与《易经》所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的观点颇为近似，是道教宗教性能中劝善惩恶观的表现。

(7)论生死形神 《太平经》乃道教经典，道教讲究养生、长生和成仙，故《太平经》的生死形神之论颇为重要。它认为万物之生者，皆有终尽，“人生亦有死，天地之格法也”。人居天地之间，各得壹生，即一次生命，不得重生，即没有第二次生命。人通过求殊方可得长寿，但不能不死。但《太平经》从维护其宗教教义出发，亦以为有所谓死而复生的“尸解”之人。这种得到第二次生命的得道之人，乃天地之所私爱者，但万万人之中未必有一人，或者百万之人乃出一人。人一旦死去，乃终古究天毕地，不得再生为人，所以它认为凡天下人死亡，非小事也，而是重大之事。此事的重大，是因为死者终古不复得见天地日月；如果因其重大就妄图用画图形容其有生之时，那便是活人的作伪了。人死的实质是，魂魄以归天，血肉骨脉付地成灰土。对于形神，《太平经》认为二者是分离的，各自独立的。形即是气。神乘气而行，所以，人有气则有神，有神则有气。神气相互结合，会并而人生。神去则气绝，气亡则神去。总之，人无神亦死，无气亦死。但是，在更多的场合，《太平经》以为形主死，精神主生。二者合则吉，去则凶，无精神则死，有精神则生，所谓“精神消亡，人即死矣”。二者常合固可长存，但精神的存在更为重要。《太平经》认为人皆有死，但又肯定偶有“尸解”之人；认为形神合而生人，形神离而死人，但又强调二者对立和各自的特殊性，特别是强调精神独立存在。这与桓谭等人主张的形死神灭的思想具有明显的不同。

(8)天下之事孝为第一 《太平经》成于道教发展之初期，尚不能完全独立于其它学术思潮，而其中亦有许多针对现实的儒家思想，认定“天下之事，孝为第一”。认为，孝为天地同力，下承顺其上；孝与地同生，得天地之本意，凶害自然免去。它以“慈”、“孝”并举，认为父慈子孝是从人之内部进发出来的，乃自然之术，不能通过学而得之。慈孝之行与天心同，动机与地相合。上有益于帝王之治，下可为民间作表率，能致和气，故为第一。但它更强调子孝的一面，以为不孝之子不能尽力养其亲，这是不可免除的罪名。此罪，天地憎之，鬼神害之，人共恶人。这种恶人即使死去，在地下尚要受到进一步的谴责。孝的具体内容包括，承父母之教训；完好保护父母之所生，使自己的身体勿受刑伤；父母不悦时不敢还言；有美食美物辄进之；态度温柔；知晓父母之安危等。《太平经》也强调孝不限于家内，而是并及内外。作官吏要孝于君，保持忠诚；常在高职者，孝于朝廷。对于父母，它认为作父母的亦不容易，要尽到生、养、教育子女的责任。不过，总的来讲，《太平经》更注重孝于朝廷。于此可见初期道教浓厚的世俗性。

(9)男女乃阴阳之本 《太平经》的人学思想专门论述了男女之作用，并特别论述了一些有关女子的问题。它认为，“男女者，乃阴阳之本也”。男子乃天之精神，女子为地之精神。为使阴阳协调，人们应保持一男二女的比例，此乃合阳奇阴偶之数。但《太平经》认为，天下失道以来，人们多贱女子，常常贼杀之，致令女子少于男子，致使阴气断绝，不与天地之法相应。天道因孤阳而无双，达到枯绝之境，导致了天不因时而雨。女子应地，地为母，倘天不共贼其母，贼杀地气，使地气绝而不生，地怒而不悦，灾害会越来越多，使王者之治不得平安。所以它认为，王治不平，并非唯独君王之过。普通百姓失道轻事，共同为非。乃是其中一个原因。《太平经》认为，天地之性，人命最贵，而贼杀女子，深乱王者之治，此乃大咎。《太平经》批评民间虐杀女子，并强调女子的作用，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但它并未探究贼杀女子的社会根源，而是从天地阴阳，王者之治的角度出发去评述，反映了《太平经》的宗教及时代的局限性。

(10)治国之道以民为本 《太平经》承继了儒家的重民思想，认为“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无民，君则臣无可治，无人可理也。大贤大圣治国事，朝夕应专以民为大急，时刻忧虑人民，因为无民就无所谓君。在《太平经》看来，天之法则，常使君臣命同，吉凶同。总之，君、臣、民三者，并力同心，精神相通。才能达到大治。假使不同心为一家，天下即乱。《太平经》之重民，将民视为国家的必要的组成部分，但还是从维护君主统治角度立论的，因此不可能真正了解到人民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