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湛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400页（1871字）

【生卒】：约325—397

【介绍】：

东晋学者。字处度。高平(今山东金乡西北)人。东晋孝武帝时曾任中书侍郎，光禄勋等职。撰有《列子注》、《养生集要》、《延年秘录》等。今除《列子注》，均佚。张湛的思想，主要是以“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作为出发点来对宇宙、人生各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元气为生化之本，“群有”都是“一气之暂聚”，所以有始有终，有形有败。提出“禀生之质谓之性”，认为万物“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要顺性乘理，才能“所适常通”。把“好逸恶劳”当作物之常性，主张在有生之际“任情极性，穷欢尽娱”。但同时又主张“得中”，否则虽肆情而无乐。认为“至人”所得“中”、“和”，所以能“圆通无阂”，“不滞一方”。主张命定论，认为人不能控制和改变命运，“死生之分，修短之期”都是命定的，人只能“顺性命之道”。而不可“迎天意，料倚伏，处顺以去逆，就利而违害”。张湛的思想中存在着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这正是东晋士人矛盾心态的反映。

(1)自然命定论 在力命问题上，张湛同意《列子》的“命定论”观点，认为“命”是“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人的努力无法控制和改变。他说，如果认为人的努力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那么“仁智者必寿，凶愚者必天”，“勤俭者必富，而奢情者必贫”，而实际情况未必是这样，所以死生之分，修短之期都是命定的。不仅人不能控制和改变“命”，即使天地，圣神，鬼魅对“命”也无可奈何。“天地虽大，不能违自然也；圣神虽好，不能逆时运也；鬼魅虽妖，不能作真正也。”因此人只能“顺性命之道”，“物往亦往，物来亦来，任物出入，故莫有碍”。如果要认为“寿夭存于御养，穷达系于智动”，因此想“迎天意，料倚伏，处顺以去逆，就利而违害”，那么不仅“未足以养性命”，而且只能是“焦形”“乱神”。玄达者能认识到这个道理，所以“顺天理而无心”，“自然冥运”，因而“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张湛自然命定论思想基本上来自道家，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无力改变自己的地位，从而忽视或抹杀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2)达生肆情论 张湛认为，天地万物皆由元气剖析聚散而成，而且“四时改而不停，万物化而不息”。“有始必有终，有形必有败”。所以人生也是如此，气聚而生，气散而死，人生只是暂时现象。“一气之暂聚，一物之暂灵。暂聚者终散，暂灵者归虚”。达于理者，能够知道“万物之无常，财货之暂聚”，所以顺应“好逸恶劳”的“常性”，在人暂短的一生中要“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娱”，而不“求余名于后世”。张湛认为，这就是“达乎生生之极者”。如果“刻意从俗，违性顺物，失当身之暂乐，怀长愁于一世”，那么“虽支体且存，实邻于死者”。在张湛看来，人生的价值并不在于寿命的长短，而是要看一个人是否享受了厚味、美服、好色、音声等“当生这所乐者”。“任情极性，穷欢尽娱，虽近期促年，且得尽当生之乐也；惜名拘礼，内怀于矜惧忧苦，以至死者，长年遐期，非所贵也。”因而要“但当肆情以待终”。张湛主张“肆情”，但又认为“肆情”要“应理处顺”，否则虽肆情而无乐。“尽骄奢之极，恣无厌之性，虽养以四海，未始惬其心。此乃忧苦穷年也”。所以，张湛主张“得中”。“苟得其中，则智动者不以权力乱其素分，矜名者不以矫抑亏其形生”。这一点张湛与《列子》是有区别的。这也多少反映出东晋中期士人心态所发生的变化。

(3)乘理顺性论 张湛认为，天地万物，其中包括人生在内，都是“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因此对于“性”来说，顺之则通，逆之则滞。所以要与物无逆，必须乘理顺性。“禀生之质谓之性，得性之极谓之和。故应理处顺，则所适常通；任情背道，则遇物斯滞”。圣人能得性之极，不逆万物之性，所以万物也不犯圣人之化。常人虽不能像圣人那样达到“和”，但应尽量乘一顺性，使得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张湛的乘理顺性论，与向秀、郭象所讲的“各任其性，各当其分”的思想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向、郭所强调的是“自足”，而张湛则承认圣人的作用。“圣人所以陶运群生，使各得其性，而犹役人之能将养禽兽，使不相残害也”。郭象在“自定其性”的前提下，认为名教与自然是合一的。张湛则认为名教与自然并不完全等同，但任自然与顺名教是不矛盾的。名教不仅无妨于任自然，而且可以使人们能各顺其性，各得其宜。所以他既主张自然，又不主张废弃名教。“唯弃礼乐之失，不弃礼乐之用，礼乐故不可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