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逵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401页（1393字）

【生卒】：330—395

【介绍】：

东晋学者，艺术家，无神论者。字安道。谯郡铚(今安徽宿县)人。据《晋书·戴逵传》说，“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终身不仕。曾着《竹林七贤论》，对竹林之士颇为推崇。今已佚，《全晋文》辑有残文。又着《释疑论》，与当时名僧慧远讨论因果报应问题。着《放达为非道论》，批评元康之际的放达之风。今并存《全晋文》。

(1)人资二仪之性以生 戴逵的入学命题。戴逵认为，人凭借天地二仪之性生长，禀受木、火、土、金、水五常之气以化育。性有长短，气有精粗，所以穷达善恶，愚智寿夭，都是自然之定理，不可移易。“善者自善，非先有其生，而后行善，以致于善也；恶者自恶，非本分无恶，长而行恶，以得于恶也”。穷达善恶，愚智寿夭之所以不可移易，是因为人在广大的天地之中，就像“稊米之在太仓，毫末之于马体”，是微不足道的。要以自己细微的一善一恶去改变自然之理是不可能的。戴逵指出，既然善恶之行迹不能改变自然之定理，也就不要祈盼冥报了。戴逵的观点，继承了汉代的元气论，其意在反驳因果报应论，但由于硬用“二仪五常”解释人的“贤愚寿夭”，所以陷入神秘主义和宿命论。

(2)善恶非积行所致 戴逵反对因果报应的命题。因果报应论认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福祸之来由于积行”。对此戴逵提出质疑，认为如果真像报应论所讲的那样，“圣人积善，将历代不移。恶人为恶，亦当百世俱闇”，那后世人的修行还有什么必要呢?再说，现实中的情况也并不是这样。现实生活中常有“束修履道，言行无伤，而天罚人楚，百罗备婴；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得富贵，子孙繁炽”的事情。尧舜大圣，却有丹朱，商均这样不肖子孙，瞽叟下愚，却生了舜这样的圣哲。为此，戴逵得出结论说：“贤愚善恶，修短穷达，各有分命，非积行所设也”。虽然行迹不能够易自然定理，但戴逵并不否定讲积善积恶。他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性欲既开，流宕莫检。圣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设教”。讲积善积恶只是“施于劝教”，并不是要人们祈望冥报。戴逵以善恶非积行所致反对因果报应论，有其积极意义，但他主张“积善积恶之谈，盖施于劝教耳”的思想，又对神学做了妥协，为因果报应论保留了地盘。

(3)论放达为非道 魏晋士人多重自然而轻名教，以虚无为玄妙，以通达为高雅。其后学者尝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露丑恶，同禽兽。戴逵对这种仿效“竹林”而不达其旨的放达深恶痛绝，严辞批驳。戴逵认为，儒家尚誉，是以此而兴贤；道家去名，是以此而笃实。只要能“求其用心之本，识其枉尺直寻之旨，采其被褐怀玉之由”，那么“途虽殊而其归可观也；迹虽乱而其契可乘也”。如果舍本逐末，那么尚誉则会有“色取之行”，“怀情丧真，以容貌相欺”；笃实则会有“越检之行”，“情礼俱亏，则仰泳兼志”。戴逵说，如果竹林之士的放达还可以说是西施颦眉，不得不如此的话，那么元康之际的放达之风则是遁迹而不求其本，捐本徇末，舍实逐声，“美西施而学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外眩嚣华，内丧道实”，是一种“无德”“乱道”之行，将会“贻笑千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