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417页（2607字）

【生卒】：768—824

【介绍】：

唐代着名文学家，思想家，唐宋古文运动倡导者之一。字退之，昌黎(今河南省郑州南阳)人，故又称“韩昌黎”。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自幼刻苦学儒，文字从时尚古，为宰相郑余庆延誉，知名于时。及第后，宰相董晋出镇大梁，辟为巡官。韩氏“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后调授四门博士、转监察御史。唐德宗晚年，韩氏上疏抨击时弊，被贬连州阳山令，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年(806)，召为国子博士，迁都官员外郎。韩氏“自以才高，累被摈黜”，当政者亦因其有史才，改礼部郎中，史部馆修撰。次年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817)，为宰相裴度行军司马，后授刑部侍郎。后又因谏宪宗迎佛骨事，被贬潮州刺史，转授袁州刺史。韩氏为政清廉，多能爱民。元和十五年征为国子祭酒，后又转兵部侍郎，吏部侍郎及御史大夫等。卒后赠礼部尚书，谥曰文。作为文学家，韩氏力诋魏晋以来的骈偶之文，倡导古文。作为思想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排斥佛教和道教，提出儒家“道统”说，坚持儒家正统地位。在哲学上，他坚持认为儒家所谓的道德乃是一种以仁义为具体内容的道德，从而反对佛老之道的形上观念。在人学思想方面，他认为天地人之间有明显的一致性。天为日月星辰之主，地为草木山川之主，人为夷狄禽兽之主。人之所以有这种突出地位，是因为坚持了仁义道德。在与佛道思想的争论中，他抨击了神仙不死，因果报应之类的宗教思想，但在解释人的祸福吉凶时，又提出了“天命”思想。在人性论方面，韩愈提出了有名的“性三品”和“情三品”说，但都缺乏独创性，也缺乏思想深度。韩愈的思想虽针对当时的佛道思想而发，但他对儒家思想的大力倡导，确有大开宋明儒学先河之功。韩愈有文集四十卷，后称《韩昌黎集》，有《四部丛刊》本等。

(1)论天人 韩愈的人学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的天人关系论中。首先，他对天地人下了定义，认为日月星辰之类的命于上者谓之天，草木山川之类的形于下者谓之地，夷狄禽兽之类的命于天地之间者谓之人。天道乱则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乱则草木山川不得其年，人道乱则夷狄禽兽不得其情。天、地、人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一致性。但同时也存在着极大的矛盾。他认为，瓜果坏而生虫，虫这样的生物乃是有物朽坏于前的结果。他进而推论到，人这种生灵的产生也是有物坏于其先的结果。这种特殊的物就是“元气阴阳”。因此他断言“元气阴阳之坏，人由之生”。虫生于物而坏物，人生于元气阴阳而坏元气阴阳，他说：“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垦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窾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偃溲，筑为城垣、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渎、沟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这里，韩愈把人对自然的改造都说成是对自然的破坏。所以，韩氏主张，为保持人与天地万物的平衡，应阻止人们对元气阴阳的破坏。由此又引出天有意志，能赏善罚恶，并主张对破坏元气阴阳的人给以惩罚。韩愈这种观点，有其明显的独到之处，他似乎看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有协调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特别强调为保持天人的和谐，应停止人对自然的改造。这里尽管他把人类对自然的合理改造，如“疏为川渎、沟洫”等与人对自然的破坏，如“窾墓以送死”、“伐山林”混为一谈，但其中含有许多合理因素，是中国古代天人关系学中具有特色的思想。

(2)性三品 韩愈针对佛教的人性论，提出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有性有情。性，指仁义本性；情，指感情欲望。性和情都分上、中、下三等，而性的内容是仁、义、礼、智、信；情的内容是喜、怒、哀、惧、爱、恶、欲，也叫“七情”。他依性情的不同，把人分为三等：上等人，生来有仁义本性，情欲发作合乎中道，故人性善，不用学习和教化，即可成为圣人。中品人，仁义偏差不齐，情欲发作有过有不及，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可以接受圣人的教化。下品人，不具仁义本性，情欲发作都过多或都不及，故人性恶，而且不堪教化。他认为佛就是下品人，既无仁义，又无情欲，是恶人。韩愈的性三品(或称性情三品)说，一方面肯定人性是先天具有的，但同时又不排除情欲的作用，认为“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即使是圣人，也有情有欲。因此不在于消灭情欲，而在于使情欲适中，不能过分，也不能不及。肯定了情欲的某些自然合理性，同时也看到了作为社会的人，应使自己的理智支配情欲，这样就与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有所区别。

(3)圣人立教 针对佛道二教崇拜佛祖、神仙，韩愈则崇拜圣人，以此对抗佛道的权威。他把仁义道德的教化叫做圣人之道，认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对圣人的发明和创造，如果古代无圣人，人类早就灭亡了。他说：“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因此人类的救星不是佛祖、菩萨，而是圣人。他认为君主起源于圣人。因为圣人对人类有功，所以成了人民的君和师，“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这是韩愈的君主起源论。在韩愈看来，君主应是圣人，所以，“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丝麻，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者也”。而佛、道二教鼓吹“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违背圣人之教，实为大逆不道。韩愈“圣人立教”的观点是以儒家的英雄史观对抗佛老的神教史观，在当时具有重要理论之义，对后来亦产生较大影响。

(4)论祸福 韩愈的祸福吉凶观亦与他对天的看法息息相关。在与柳宗元“论天”的对答中，他认为，人有困顿之时，会仰首呼天，认为天殃民残民，极为不公道。在韩氏看来，人们之所以会有这种怨闷，是因为人们并不了解天之所为。但是，韩氏又表述自己的猜测说，“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他有时还主张人的贤与不肖在己，贵与贱、祸与福则在天，人的“命之穷通”不是其主观努力所能改变的。但是，当面对贤者位卑而早死，不肖者位尊而寿长的事实时，他又怀疑“未知夫天意如何，命竟如何；由于人哉，不由乎人哉”。对于此种矛盾，韩氏又以为人之吉凶，不有人祸，则有天刑。这种对“天命”的修正，表现出他对此一问题的困惑不解。其实，韩愈的天命观，与他自身的经历是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