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434页（4484字）

【生卒】：1021—1086

【介绍】：

北宋时期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字介甫，江西临川人。也称临川先生。王安石父亲王益，进士出身，一生仕途踊蹬，大部分时间流转于州县任上。王安石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父亲身边度过的，四方流转的不太安定的生活，使王安石眼界比较开阔。父亲死时，王安石年仅19岁。庆历二年(1042)，22岁的王安石中进士，从此开始仕宦生活。自庆历三年至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大部分时间都任地方官吏。这段长达18年的地方官生活，是王安石变法主张和哲学思想形成的时期。嘉祐三年(1058)，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出“视时势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的改革主张，但未被采纳。嘉祐八年(1063)王安石因母死回江宁居丧。英宗一朝，他都在江宁。这期间他得专心于学术，后人将其学术思想称之为“荆公新学”。宋神宗继位后，于熙宁二年(1069)擢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越年，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主持变法。史称“熙宁变法”。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改革运动。熙宁九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退居江宁，并从事着述，完成了一些哲学着作。宋神宗死后，年幼的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临朝听政。她支持旧党，反对新法，不到一年的时间，新法尽被废止。哲宗元祐元年(1086)新法彻底失败。也就在这一年中，王安石饮恨死去。王安石一生着述甚丰，着有《易解》、《淮南杂说》、《洪范传》、《周礼新义》、《论语解》、《孟子解》、《字说》、《老子注》、《楞严经疏解》及《临川集》。其着作大多散佚，现仅存《临川集》100卷，《周礼新义》辑本、《周官新义》以及保存在彭耜编《道德真经集注》等着作中的《老子注》残篇。王安石的人学思想从总体上说是为其变法制造舆论与理论根据的。他具有十分鲜明的革新精神，具有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的思想。在王安石看来，“天”没有意志，没有情感，不能对人事的善恶进行赏惩。他特别强调天人的区分，为人的活动争取地位。从这样一种思想出发，他对仁、性、情、善、恶等人学的范畴和概念都作了自己的解释。王安石的人学思想表现出经世致用与战斗性的特点，并对宋以后的人学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天变不足畏 王安石为了变法斗争的实际需要，提出了“不三足”的思想。“熙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时王介甫言于上，以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另据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卷59《王安石事迹上》载“三不足”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在王安石看来，“天”没有意志，没有情感，不可能对人事进行赏惩，只是自然之天，是“与人了不相关”的。因此，自然界的奇异变化是不足畏的，因为“天”变与人事不相关。如熙宁八年冬十月东方出现彗星，神宗问凶吉，王安石说：“臣等伏观晋武帝五年彗实出轸，十年轸又出孛，而其在位二十八年，与乙已占所期不合。盖天道远，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无已，上下傅会，或远或近，岂无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也。”王安石用天人相分的观点，解释了彗星的出现属自然现象，因此与人类祸福无关。同时揭示了用自然现象附会人事变化的思想是没有根据的。王安石“天变(或天命)不足畏”的命题，反映了他对人事的关怀与重视，也是他的人学思想的精华。

(2)论知人 在王安石的人学思想中，知人善任的思想是有其独特性的。他认为，知人是前提，只有知人，才能善任。但是，知人十分困难，因为一个人是处在变化之中的。他说：“贪人廉，淫人洁，佞人直，非终然也，规有济焉尔。”特别是那些贪、淫、佞之人，不经过一段较长时间乃至观其一生的所作所为，是难以下结论的。如他举例说：“王莽拜侯，让印不受，假僭皇命，得玺而喜，以廉济贪者也。晋王广求为冢嗣，管弦遏密，尘埃被之，陪扆未几，而声色丧邦，以洁济淫者也。郑注开陈治道，激昂颜辞，君民翕然，倚以致平，卒用奸败，以直济佞者也。”因知人之难，所以王安石认为“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古人一也。”据此，王安石还谈到善任人的问题。他认为汉高祖是一位善任人之君。如“萧何刀笔之吏也，委之关中，无复西顾之忧。陈平亡命之虏也，出捐四万余金，不问出入。韩信轻猾之徒，与之百万之众而不疑。”为什么汉高祖敢于这么做呢?”盖高祖推己之心而置于其心，则它人不能离间而事以济矣。”在王安石看来，知人是善任的前提，但善任却不只是选择贤人、忠人，而是认为“一人之身，才有长短，取其长则不问其短；情也忠伪，信其忠则不疑其伪。”只要将一个人放置在合于其才能的位置就行。这种看法符合任人的具体情况，也是对人的具体认识和了解。

(3)教学以成材 与知人思想相联系的，是人才思想。王安石为了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希望有大批的人才为变法而效力，因此，他主张要大量的培养和选拔人才。他说：“天下之患，不患才之众，患上之人不欲其众；不患士之不欲为，患上之人不使其为也。”并高度重视人才与国家安危的关系，说：“长才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人才的特点是“其遇事而事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王安石认为，求才是为国家利益，而“教学以成材”更是不言而喻的大事。在这里可以看出王安石对培养人才的重视。他以一个叫仲永的“神童”说明后天学习和经验积累的重要性：仲永五岁时便可“指物作诗立就”，但其父不使其学习，结果20岁时则“泯然众人矣”。王安石通过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人即使天赋甚高，如果不重视学习，结果也成不了人才。王安石所说的人才具有特定的内涵，那就是经世致用。他说：“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在王安石看来，经学家固不是人才，就是那些皓首穷经的理学家，也不算人才。他所谓的人才是指那些为时所用并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如六国时代的“合从辩说”之士，楚汉相争时的“筹画战斗”之才，唐太宗时代的“谟谋谏诤”之臣等等，这些才是王安石所说的人才。

(4)性者有生之大本 王安石在人性是善是恶的问题上认为，“性者，有生之大本也。”人有生则有性，而性是构成人之本质的基本内容。他进一步论证说：“夫太极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极也。性者，五常之太极也，而五常不可以谓之性。”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王安石认为“性”只是产生善恶的本源(大本)，而不包含善恶是非在内，这正如五行生于太极而不是太极一样，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生于性而自身却不是性。在这个观点中，王安石一是否定了孟子的性善说，二是否定了荀子性恶说，第三，也否定了杨雄的性善恶混说，第四，更否定了韩愈的性三品说，认为他们所说的“性”，实际上只是“习”或“情”而已。“性”是无善无恶的，但又包涵了一切善恶是非的可能性。在对“性”作了如此解释之后，王安石说：“孔子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吾之言如此。”其实孔子的观点与王安石所理解的并不是一回事，王安石只是借孔子来阐发自己的人性论而已。

(5)性生乎情 王安石在批评孟、荀人性思想时，指出：“夫太极生五行，然后利害生焉，而太极不可以利害言也。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恶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恶言也。”王安石认为“性”是不可说善恶的，只有以“情”的形式表现出来后，善恶才是有形的、可以认识的。显然，“性”与“情”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王安石说：“世有论者曰‘性善情恶’，是徒识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实也。喜、怒、哀、乐、好、恶、欲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乐、好、恶、欲发于外而见于行，情。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性与情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就“情”的一面说，喜怒等发于外而见于行并当于理，就是善，而不当于理则是恶。为善则是圣人、贤人，为恶则是小人、佞臣。就“性”的一面说，虽无善恶，但是受到“情之发于外而为外物之所感”的影响，人们对待养“性”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君子养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养性之恶，故情亦恶。故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为小人，莫非情也。”因为只有“情”是可以把握认识的，因此判断君子与小人的客观事实是“情”而不是“性”。显然王安石是一位重效果而轻动机的善恶论者。

(6)性情相须有善有恶 王安石的“性情”论。“性”与“情”的关系如弓与箭的关系一样，是不能分开来说的，是体用一致的。而“性”“情”的善恶，就犹如拉弓射箭一样，有中的与不中的。中的为善，不中的为恶。并特别强调“夫言性，亦常而已矣；无以常乎，则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为性也。”可见，性与情都是以常人为研究对象而言的。虽然王安石这里没有超出抽象的“人”来谈人性以及善恶问题，但已经比传统的人性观更进了一步。值得指出的是，王安石通过探讨人性以及善恶问题，强调以“情”为认识善恶的对象的观点，是为变法服务的，并与司马光的天命人性观形成鲜明的对照。

(7)论养生保形 王安石的养生论，主要涉及心、性的养气保形问题。他说：“养生在于保形，充形在于育气，养气在于宁心，宁心在于致诚，养诚在于尽性，不尽性不足以养生。”在王安石看来，圣人不仅仅在于“至诚”，同时还要养气保形。保持外在风度与内在气质的统一。他把“诚”解释为视能见、听能闻、行能至、思能得。对“神”的解释是不听而聪，不视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所固有的。在对“诚”、“神”作出规定后，王安石又对这些范畴概念之间的关系作了说明，认为：“神生于性，性生于诚，诚生于心，心生于气，气生于形。形者，有生之本。”这样，在神、性、诚、心、气、形这六个层次上，把“形”作为生命之“本”放在了首位，充分说明了王安石对人之生命的重视。认为“形”是事物发生的“本”，也是生命之本，因此，一切对有生之物的解释又必须立足于这个“本”。因此，一个人的养生之道的关键是“养气保形”。“养气”就是指人静心修养。这样可以达到“保形”的目的。王安石的这个观点的实质在于强调“养生”与“保形”的目的在于“尽性”，即尽人道。这样一来，在看似儒家的语言外壳中，塞进了完全不同于传统儒家的思想观念。王安石所强调的“尽性”(尽人道)指尽人的最大努力来改造社会，这也是孔子说的“仁”了。对于王安石的这种思想，程颢说：“参政(王安石)之学如捉风。”意思是王安石完全是捕风捉影，将孔子的话进行了篡改。其实，王安石的话并没有完全违背孔子的意思。王安石认为：“礼者，天下之中经，乐者，天下之中和。礼乐者，先王所以养人之神、正人气而归正性也。”也就是说，通过“礼”“乐”的修养可以达到正性与保形的养生目的，这显然是符合孔子人学思想的，但又比孔子更具有积极改造社会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