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457页（3390字）

【生卒】：1150—1223

【介绍】：

南宋思想家，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字正则，温州永嘉(今属浙江)人。晚年讲学于永嘉城外的水心村，故人称其为水心先生。淳熙五年(1178)擢进士第二，授平江节度推官，历任太常博士，代理工部、兵部，吏部侍郎等职，官至宝文阁待制。他力主练兵抗金，并揭露当时兵弱财乏的积弊。开禧二年(1206)韩侂胄贸然北伐，当时叶适很不赞成这种行险侥幸的作法，因而曾经向韩侂胄建议守边，以蓄实力，但是，韩侂胄全不理会。叶适又向宁宗连上三劄，要求深思熟虑，“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可是刚一开战，宋军大败，金军侵入两淮，江南为之震动，于是朝廷调叶适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替冒险家们收拾残局。因其指挥得当，前后十数次出兵，“所向克捷”，生俘的敌众和斩得的首级不断传往江南，才使得士气稍振，人心稍安，金兵不久也被迫从淮南撤退。这是此次宋金交兵中南宋仅有的胜利。继而在定山(今江苏江阴境内)、瓜步(今江苏六合境内)、石跋(今安徽和县境内)建立堡坞三处，以聚集当地人民自己并捍蔽江南。另一方面，为了适应人民群众守土自卫的切身要求，制定了切实可行的以建立堡坞和团结山水寨为中心的边防计划。开禧三年韩侂胄被诛，中丞雷孝友弹劾叶适“附侂胄用兵”罪，叶适被夺职，返回故乡，从事讲学，着述终身。主要着作有《习学记言序目》、《水心先生文集》及《别集》。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叶适集》、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习学记言序目》。叶适的人学思想是与理学思想相对立的，而与陈亮近似。叶适主张用功利与道德统一的观点来评价人。他反对理学“以义抑利”、“存理去欲”的观点，强调“以利和义”。他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和农业生产是整个封建“王业”的基础，也是道德的基础。他反对以天理与人欲为划分圣狂的标准，认为事功才是道德评价的依据。从这样一种事功观出发，叶适广泛评价了历史上的人物，认为三代之君之所以是“圣人”，就在于他们品德就表现在他们的事功中。当然，叶适并不否认动机在道德评价中的意义。叶适所说的道德修养的基本内容还是“修齐治平”。叶适还批判了那种空谈心性、讲求内省的理学，认为个人道德上的完善只有在事功中才能达到。叶适的人学思想，是直接为其抗金主张服务的，并对明清之际的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物之所在道则存焉 关于道(理)与物(器)的关系，叶适肯定“物之所在，道则存焉”的道不离物，有物则有道的观点。他说：“古诗作者，无不以一物立义。物之所在，道则存焉。物有止，道无止也。非知道者不能说物，非知物者不能至道。道虽广大，理备事足，而终之于物，不使散流。”很显然，叶适认为道与物是不能相离的，离开了物就无所谓道。道与物不可能分出孰先孰后，孰主孰从来，因此就不能说是“道”在天地之先，生出天地来。他说：“自古圣人，中天地而立，因天地而教。道可言，未有于天地之先而言道者。”叶适指出《易传》中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是句“文浅而义陋”的荒唐话。在叶适看来，“太极”是个神秘化的概念，但具有标准、典范意义的“极”还是存在的，这也就是“理”。但他所说的“理”是不脱离具体事物的理论思维的产物。他举例说“夫其所以为是车与室也，无不备也。有一不备，是不极也，不极则不居矣。”就是说，建筑一座房子的物质条件具备了，人可以在其中饮食居住，房子的极或理就建立起来了。反之就不存在极或理了。通过道与物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叶适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与理学家们是有原则区分的。

(2)以利与人道义光明 叶适并不否认仁义的重要性，但是他认为仁义必须表现在功利上，正如道必须表现在物上一样。如果仁义没有在功利上表现出，仁义就成为没有实际意义的空话，最终必然导致仁义自身的消亡。叶适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从这里可以看出，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与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之不同。陈亮主张“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而叶适则是将事功与义理结合起来，用事功来评价义理，则比陈亮的“专言事功”的主张更进了一步。叶适用事功与义理统一的观点，反对理学家朱熹与心学家陆九渊所推崇的董仲舒的主张，认为他们不讲功利，专事空谈，最终也将取消仁义自身。正因为如此，他的学说以及陈亮的学说，多次遭到朱熹的否定，“陆氏(九渊)之学虽是偏，尚是要去做个人；若永嘉、永康之说，大不成学问!不知何故如此。”可见朱熹认为他与陆九渊心学思想还可以并存，而与叶适、陈亮等则不共戴天了。其实，黄宗羲说得十分明白：“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叶适的事功思想正如黄氏所说，乃是对社会现实与社会物质发展的关心，与理学家的空疏之学比较，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和进步性。

(3)人有常心人无异性 叶适认为人心有常，人有同性。也就是说，人心人性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是漫无边际的神秘物体。他说：“天有常道，地有常事，人有常心。”也就是说，人心与天道、地事一样，遵循一定的变化规律，是可以求而得的。在叶适看来，要了解人心人性，就像了解水性一样容易。水性无有不下，人性无有不善。而他所说的“善”又是与功利相统一的。因此，叶适反对那种“以性为静，以物为欲，尊性而贱欲”的人性观，而主张“人心，众人之同心也，所以就利远害，能成养生送死之事”的人性论。认为人生来就有趋利远害之心，这是众人之同心。但是叶适不同于陈亮的地方在于，叶适并不主张人心人性到此为止，他还进一步肯定为义为仁而死的超越利害考虑的行为。他说：“人之所以为仁者，心也，非利之也。宰我不能明其心，因无其功；子贡亦未明其心也，而遽欲有其功；是交病仁也。”也就是说，功利也有是非，宰我与子贡因不明是非，因此他们在功利观上是不符合叶适理想的。叶适通过历史研究得出的结论，可以看作正是针对南宋统治集团中那种投降主义和急功近利思想而发的。

(4)礼者欲而已 礼是什么?荀子说：“故礼者养也：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越席床第几筵，所以养体也。”而孔子教颜渊则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叶适将这两种思想拼接起来，认为“礼者欲而已矣”。显然，将“礼”理解为“欲”是不合孔子思想的，但叶适则一方面肯定孔子的思想，另一方面也明显的篡改了孔子的思想，用荀子对礼的解释来取代孔子的解释。并进一步将荀子“礼者养也”的思想发展为“礼者欲而已”。在叶适看来，“礼”还是重要的，“有礼则以其质成，无礼则以其质坏矣。人非下愚，未有无可成之质，使皆一于礼，则病尽而材全，官人之哲，虽过尧舜可也。”这里所说的“礼”是“欲”之礼，已经不是孔孟所说的“礼”的含义了。从这种新的“礼”之观念出发，他批评道：“程子欲以古人之淡泊涤除一世之羡慕，失其所以教矣。”

(5)安安者人伦之常 叶适对“礼”进行了新的解释之后，对人伦也作出了新的界说。《尚书·尧典》开篇有：“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尧被四表，格于上下。”叶适针对这句话发表了他的人伦思想：“尧舜之前，非无圣人，神灵而不常者，非人道之始故也。‘安安’者，言人伦之常也，‘允恭克让’，所以下之也，此所以为人道之始也。”“安安”本指温和状。《尚书考灵耀》作晏晏，则应训为和顺。总之，“安安”是温和柔顺状态。叶适将这种状态看作是“人伦之常”，并将“允恭克让”等看作是人伦之始。可见叶适并不认为人伦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从人的社会实践中逐渐产生的。人伦思想是中国每一个思想家都涉及的问题，而叶适这个思想之所以特别值得一提，在于他对人伦思想的产生作出了合乎历史实际的解释。并进而提出“规矩准绳必先立而以身奉之，故法度不可失”的思想。在这个思想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立法者必须首先奉法的思想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