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炳麟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513页（5884字）
【生卒】：1869—1936
【介绍】：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家。初名学乘，字枚叔，别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少时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化教育，1890年到杭州诂经精舍师事当时着名的经学大师俞樾。1897年至上海，任《时务报》撰述，又任职《经世报》、《昌言报》等，积极宣传维新变法。戊戌政变失败后，流亡日本，与孙中山相识，“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开始由赞成维新变法转变为倡导反清革命，并逐渐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1903年，在上海爱国学社任教，发表着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批驳康的保皇言论，昌言民族民主革命，对当时的革命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同年，因“苏报案”被捕入狱，监禁3年。 1906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参加同盟会，担任机关报《民报》的主编。1910年任光复会会长，主编机关报《教育今语杂志》。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任会长，主编《大共和日报》。又应孙中山之聘，任总统府枢密顾问。后因反对袁世凯而被软禁于北京，政治上日渐脱离民众并转向消极。晚年在苏州设立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以讲学终老。章炳麟的思想大致可以1906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思想反映他逐步抛弃传统思想，积极接受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社会学等学说，并努力用这些新知识、新思想来批判旧学。在哲学思想上，带有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性质。后期则抛弃了原有的唯物主义思想，而把佛教唯识宗哲学，中国古代和西方近代的一些唯心主义学说杂糅在一起，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从中国革命的需要出发，十分重视对人的研究，提出“人为万物之元恶”的人性论，阐述了“个人”与“团体”、义务与责任的关系，提出善与恶、苦与乐的同时发展，并行进化的“俱分进化论”。在这些思想中具有浓重的佛学色彩和生吞活剥西方资产阶级某些人学观点的痕迹，一方面说明中国资产阶级刚刚登上政治舞台，急于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以便制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不成熟，它不可能从根本上科学地回答有关人的问题。其着作有《章太炎全集》。
(1)“精气为物，智虑非气” 章炳麟汲取了传统的气一元论学说的合理性，用“气”作为万物的本源。他说：“惟天未尝有，故无之为字，从天诎之以指事。天萃于气，气生于地，地生于日。”他借用“精气”来说明人，“曰精气为物，其智虑非气也。所以受者，胎卵之成，成于牝牡之感，而子姓受之。感有交错，以成智虑。及死则若波之复，乃夫气则瀸淖于水土也”。这是说，人是由“精气”这种极细微的物质构成的。但人的精神现象并非物质。人的精神和身体的关系，就象水波和水的关系一样，人死智虑消失如同水平波息，而构成人体的精气则转化为无机物了。“人死而为枯骼，其血之转磷或为茅搜，其炭其盐或流于卉木，其铁在矿，其肌肉或为虫蛾蛰豸”。人的肌体和植物昆虫以及无机物具有相同的物质元素。因此，人死后，构成人体的血液、炭、盐、铁、肌肉等等成份便会转化，或为草木等植物吸收，或为虫蛾豸等昆虫动物吮食，或变为矿物质。可见章炳麟的“精气”说已不同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那种自发的臆测，而是吸取了大量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
(2)人类起源与进化说 章炳麟吸取了西方进化论中的一些观点，说明人类最早的祖先可以追溯到水生的生物，后来进化为猿类，又逐渐发达而成为人。他说：“赭石赤铜箸乎山，莙藻浮乎江湖，鱼浮乎薮泽，果然貜狙攀援乎大陵之麓，求明昭苏而渐为生人。人之始，皆一尺之鳞也”。人类产生以后，随着自然环境的变迁，人的生理和构造也不断发生变化。如“冰期非茸毛不足与寒气格战，至于今，则须发为无用，凑理之上遂无短毳矣”。除了自然环境的影响外，社会环境对人类进化也有影响，而且这个影响远远超过前者。“冷热燥湿之度变，物之与之竞者，其体亦变，且万族之相轧，非直冷热燥湿之比者也”。他还指出，人的器官经常使用，便会发展，否则便会退化。如把人放逐到深山丛林中去，使人的知力不能发挥作用，人便要退化，甚至退化到猿猴的状况。“故人之怠用其智力者，萎废而为豦蜼。人迫之使入于幽谷，夭阏天明，令其官骸不得用其智力者，亦萎废而为豦蜼”。章炳麟由于不能正确理解造成各民族间不平等的社会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而把许多民族弱小的原因归结为环境恶劣，阻碍了人的智力发展，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3)“俱分进化”论 章炳麟认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在道德方面是善与恶同时并进，在生活方面是苦与乐同时并进。他说：“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如
两之逐景”。在章氏看来，在善、恶方面，人与动物相比较，人的善比动物高，恶也比动物大。如动物虽然也有父子兄弟三爱，但其爱不能持久，也不能扩充其爱，组织团体，以求自卫；乱交争食之类的丑事时有发生。人对于前者能够扩张，对于后者能够禁防，所以人的善比动物大。同时，“虎豹虽食人，犹不自残其同类，而人有自残其同类者”。所以人的恶也比动物大。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善愈进化，恶也随之愈加进化。“太古草昧之世，以争巢窟竞水草而相杀者，盖不可计。犹以手足之能，土丸之用，相抵相射而止，国家未立，社会未形，其杀伤犹不能甚大也。既而团体成矣，浸为戈矛剑戟矣，浸为火器矣，一战而伏尸百万，喋血千里，则杀伤已甚于太古。纵令地球统一，弭兵不用，其以智谋攻取者，必尤甚于畴昔。何者?杀人以刃，固不如杀人以术。与接为构，日以心斗，则驱其同类，使至于悲愤失望而死者，其数又多于战，其心又
于战，此固虎豹所无，而人所独有也。由是以观，则知由下级之乳哺动物，以至人类，其善为进，其恶亦为进也”。章炳麟认为，就个人而言，善恶力量互相抵抗，一方必被另一方征服而止，所以不是善恶兼进，但就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来说，则一定是善恶兼进。其次在苦乐方面。人与动物相比，人的乐比动物大，苦也比动物大。对此，他把二者进行了比较。认为，鱼亦期于得水而止，鸟亦期于得木而止耳。但人却不同，人则“供
以毛嫱西施，乐鷃以钧天九韶，彼固无所于乐也”。也就是说，人对乐的追求，在程度和范围上，都远非动物所能比拟。人“由饱暖妃匹而思土地，由地土而思钱帛，由钱帛而思高官厚禄”。为了达到求乐的目的，“奔走喘息，面目黎黑”，甚至“含垢忍辱，答我詈我、蹍我、践我，以主人臧获之分而待我，我犹鞠躬罄折以承受之”。苦乐兼进，不但遍于全体，而且也局于个人，其并进的功能比善恶并进更加利害。章炳麟的俱分进化论，反映了现实社会中和人类历史上善与恶、苦与乐尖锐对立的情况，对于人们认识社会和历史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这个理论本身是不科学的。
(4)人为万物之元恶 章炳麟的人性论思想深受法相唯识宗“我”、“法”两空，“万法唯识”的影响。他认为，舍阿赖耶识(梵文音译，唯识宗所立心法“八识”之第八识，意译“藏识”，意谓含诸法种子。)而外，更无他物”。阿赖耶识乃是世界的本体。因为阿赖耶识是无善无恶的，因此，“人之本性”也应是无善无恶的。那么善恶从何而来呢?他认为恶来自两个方面。首先，阿赖耶识虽然无善无恶，但末那识(梵文音译，“八识”中之第七识，意译为“意”，故又称“意识”，其作用是不停顿地起思虑，故常发生“我执”的谬误)。“常执藏识以为自我，以执我见现于意识，而善恶之念生”。“希腊古德，以为人之所好，曰真、曰善、曰美。……今检人性，好真、好善、好美而外，复有一好胜心。……此好胜者，由于执我而起，名我慢心，则纯是恶性矣”。其次，善恶的由来“始于种子”。因为阿赖耶识无善无恶，他所本有的种子也是无善无恶的。但种子生“现行”，现行又熏染阿赖耶识，产生出新种，即所谓“新熏种子”。“新熏种子”是“杂善恶的”，故由此产生了现行也必有善恶。这样善恶便不能断绝了。他说：“性中种子，本以真如、无明更互相薰。由无明薰真如，而天性有好淫好杀之心，由真如薰无明，而天性亦有恶淫恶杀之心，两者具存，在人所自择耳”。就是说，真如决定了人们向善的一面，无明决定了人们作恶的一面，善恶的比重，取决于真如、无明二者的消长。章炳麟尽管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但因为人皆有我慢心、好胜心，所以人性主要是恶的，故结论为“人为万物之元恶”。章氏的这一结论，在中国人学史上是少见的，它既有别于法家的性恶论，又有别于佛教的善恶二元论，但明显地受二者影响。章氏的这一结论是与其思想趋于悲观保守有关。
(5)“五无论” 章炳麟认定人性之恶是不可改变的，而且社会愈进化恶性愈发展，道德愈堕落，人与人之间的争压和残杀也愈演愈烈。为了根本消灭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与残杀，使人类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他提出了“五无论”，即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政府是发动战争的根源，要消灭战争，首先要取消政府，实行“共产”。有聚落存在，也会因为地理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差别而发生战争。“国界虽破，而聚落犹未破，则惨烈之战争未已”，“是故欲无政府必无聚落，农为游农，工为游工，女为游女，苦寒地人与温润地人，每岁爰土易室而居，迭相迁移，庶不以执着而生陵夺”。因此聚落也不能保存。人类天性好斗，有人类就有争夺，且发展下去又要重新出现国家政府。“是故一二大士超人者出，诲之以断人道而绝其孳乳，教之以证无我，而尽其缘生。被化虽少，行术虽迂，展转相熏，必有度尽之日，终不少留斯蠹，以自祸祸他也”。要无众生，因为人类是从生物进化而来的。“要使一物尚存，则人类必不能断绝。新生之种，渐为原人，久更浸淫，而今之社会，今之国家，又且复见。”要无世界，以使众生无栖息之地。“若如覆谛世界不亡，仍有产出群生之日。是故众生悉证法空，而世界为之消弭，斯为最后圆满之期也”。实现五无，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完成无政府、无聚落；第二个阶段完成无人类、无众生；第三个阶段完成无世界。也就是先实行民族主义，后实行无政府主义，最后才实行无生主义。很显然，五无论完全是章氏归依佛教的结果，从而导至佛教的空无思想和历史、人生的虚无主义。同时也反映了章氏后期对人生悲观失望的消极情绪。
(6)“依自不依他”的主体论 章炳麟在融合佛学和王学唯心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一种主体原则。他说：“顾以为光复诸华，彼我势不相若，而优胜劣败之见，既深入于人心，非不顾利害，蹈死如饴者，则必不能以奋起，就起亦不能持久。故治气定心之术，当素养也。明之末世，与满洲相抗，百折不回者，非耽悦禅观之士，即姚江学派之徒。日本维新，亦有王学为其先导。王学岂有他长，亦曰自尊无畏而已。其义理高远者，大抵本之佛乘，而普教国人，则不过斩截数语，此即禅宗之长技也。仆于佛学岂无简择，盖以支那德教虽各殊途，而根原所在悉归于一，曰依自不依他耳”。可见，所谓“依自不依他”，就是通过扩充主体的心力，而实现的一种“自尊无畏”的精神。这种精神在王学与佛学中具有最丰富的内容。章炳麟非常重视这个原则。提出“与其归敬于外界，不若归敬于自心”。“自贵其心，不援鬼神”。他还把这个原则说成是我国的民族传统，“中国所以维持道德者，孔氏以前，或有尊天敬鬼神之说；孔氏而后，儒道名法，变易万端，原其根极，惟‘依自不依他’一语”。他认为，中国的这个精神，远远胜过欧洲的有神教，应该大大发扬。“及其失也，或不免偏于我见。然所谓我见者，是自信而非利己(自注：宋儒皆同，不独王学)，犹有厚自尊贵之风。尼采所谓超人，庶几相近(自注：但不可取尼采贵族之说)。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鞋，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愞夫奋矜之气。以此揭橥，庶于中国前途有益”。章炳麟号召革命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勇敢战斗，不怕牺牲，视死如归，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他在强调主观能动性的时候，过分夸大了心力的作用，以至走向精神万能论。
(7)个体为真，团体为幻 章太炎为了强调“自我”，认为只有个体才是真实的存在，一切团体都是虚幻的。他说：“若以原子为实有，则一切原子所集成者并属假有。何以故?分之则各还为原子故。自此而上，凡诸个体亦皆众物集成，非是实有。然对于个体所集成者，则个体且得说为实有，其集成者说为假有。国家既为人民所组成，故各各人民暂得为实有，而国家则无实有之可言。非直国家，凡一村一落一集一会，亦惟汗各人为实有自性，而村落集会则非有自性。要之个体为真，团体为幻。”一切团体包括国家在内，都不是神圣的，也不是不可改变或不可取消的。因此，任何团体均无自性，亦应无所作为。一切事业都是由个人造成的，一切功绩都应当归于个人。他说：“凡诸事业必有万人造成，乃得称为出类拔萃。其集合众力而成者，功虽煊赫，分之当在各各人中，不得以元首居其名誉，亦不得以团体举其名誉”。章太炎的这一思想，在于强调君主专制的非合理性，同时也反对君主或团体首领独占功绩，强调突出个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肯定个人创造历史的价值。
(8)人本独生，本无责任 章炳麟强调个人的独立自存，但却否定个人对于社会承担有任何义务和责任。他说：“盖人者，委蜕遗形，倏然裸胸而出。要为生气所流，机械所制，非为世界而生，非为社会而生，非为国家而生，非互为他人而生。故人之对于世界社会国家与其对于他人，本无责任。责任者后起之事，必有所负于彼者，而后有偿于彼者。若者可以无负，即不必有偿矣。”责任和义务是人对于所负者的一种补偿。人如果无负于他人、社会、国家，便不必对之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章炳麟认为，人类不为“相害而生”，亦不为“相助而生”。“凡有害于人者为之恶人”，而“恶非所当为”；同样，“凡有益于人者为之善人”，但“善亦非人之责任”，所以，无害于人，亦无益于人。人伦相处的原则应“以无害为其界限”，只要“无害于人”，任何自主的言论和行为，都是适宜的。章炳麟的这种观点，强调个人的独立、自主，有其合理性；但是，把个人的独立、自主推向极端，以至于否定个人所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则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