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玄学论战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人学大辞典》第534页(3674字)
又称“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唯心主义哲学内部不同派别的一场争论。这次论战是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的“科学”派反对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1923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了“人生观”的讲演,主张人生观不受科学支配。4月,丁文江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一文,对张君劢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从而拉开了论战的序幕。其后梁启超等人发表文章支持张君劢,吴稚晖等人写文章批判玄学派,支持丁文江。论战进行了一年之久。论战双方的文章被收集编成《科学与人生观》一书,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由于这场论战是围绕着人生观问题展开的,所以,论战双方都从自己的哲学立场出发,提出了许多人学思想。玄学派把法国哲学家H·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同中国宋明理学揉合在一起,宣扬“自由意志”,主张人生观是纯主观的,不受科学规律支配。科学派批判了玄学派否认科学的观点,认为人生观是由科学支配的。但是,又从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观点出发,否认科学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吴稚晖则公开提“漆黑一团”的宇宙观与“人欲横流”的人生观。这次论战展示了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腐朽和没落。
(1)人生观不受科学支配 张君劢把科学和人生观看作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东西,故科学方法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他认为,“科学之中,有一定之原理原则,而此原理原则,皆有证据”。即科学要有客观基础,而人生观问题则恰恰相反,完全是个人的、主观的认识。所谓人生观是“我对于我以外之物与人,常有所观察也,主张也,希望也,要求也”。“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张君劢把人生观与科学作了比较,指出:“第一,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第二,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第三,科学可以从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第四,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第五,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所以,“就以上所言观之,则人生观之特点所在,曰主观的,曰直觉的,曰综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单一性的。惟其有五点,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放,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又说“盖人生观,既无客观标准,故惟有返求之于己,而决不能以他人之现成之人生观,作为我之人生观者也。”张君劢对人生观的这种看法,其理论实质在于否定自然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把人生与科学对立起来,从而宣扬一种主观人生论。
(2)人生观不能同科学分家 科学派丁文江对玄学派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张君劢以“天下古今最不统一”作为理由来说明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是不成立的。“人生观现在没有统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统一又是一件事。除非你能提出事实理由来证明他是永远不能统一的,我们总有求他统一的义务”。他从马赫主义哲学观点出发,认为科学的材料原都是心理现象。在他看来,“所谓科学方法,不外将世界上的事实分起类来,求他们的秩序。等到分类秩序弄明白了,我们再想出一句最简单明白的话来,概括这许多事实。”这里所谓事实,仅仅“是许多记存的觉官感触,加了一点直接觉官感触。”即人的“心理现象”。既然,科学的材料原都是心理现象,而人生观作为“心理现象”,当然受科学方法的支配。据此他指责张君励:“他说人生观不为论理学方法所支配;科学回答他,凡不可以用论理学批评研究的,不是真知识。他说‘纯粹之心理现象’在因果律之例外;科学回答他,科学的材料原都是心理的现象,若是你所说的现象是真的,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他再三的注重个性,注重直觉,但是他把个性直觉放逐于论理方法定义之外。科学未尝不注重个性直觉,但是科学所承认的个性直觉,是‘根据于经验的暗示,从活经验里涌出来的’。(胡适语)他说人生观是综合的,‘全体也,不容于分割中求之也’。科学回答他说,我们不承认有这样混沌未开的东西,……他说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之所能为力’;科学回答他说,凡是心理的内容,真的概念推论,无一不是科学的材料。”可见,科学派驳斥玄学派的结果是否认了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否认了科学材料来自客观世界,进而否认了科学的内容是对客观规律的反映,所以,他们并没有真正解决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
(3)自由意志论 玄学派在论战过程中,特别强调“人类之自由意志”的作用。在他们看来,人生观的形成和发展,不为客观条件、外部环境所决定,完全是主观的,“起于人类之自由意志”,即“皆出于良心之自动,而决非有使之然者也。”张君列举了所谓人生观的九项问题,即我与我之亲族之关系;我与我之异性之关系;我与我这财产之关系;我对于社会制度之激渐态度;我在内之心灵与在外之物质之关系;我与我所属之全体之关系;我与他我总体之关系;我对于世界之希望;我对于世界背后有无造物主之信仰,而其“中心点,是曰我”。他认为,这九项问题,“东西万国,上下古今,无一定之解决者”,因此,只能用“自由意志”来说明。他说:“顾我所以举此者,非曰社会学家之说明是否可能也,乃问人类对于此九项之态度之变迁之动因,何自而来也。甲以为然,乙以为否,甲日以为是者,乙日又以为非,其变迁之速如此,而推求所以致此者,则曰人类之自由意志为之,非科学公例所能一律相绳也。”这就是说“自由意志”是人生观产生及其变迁的根本原因。因此他认为,科学是有一定公例的,而人生观则“可以人类意志左右其间”。所以,个人心理和社会生活只能是“超科学”的,只能以“自由意志”来说明。他又进一步说:“人之生于世也,内曰精神,外曰物质。内之精神变动而不居,外之物质凝滞而不进,所谓物质者,凡我以外者皆属之。”“我对于我以外之物与人,常求所以变革之,以达于至善至美之境。”“甲时之所以为善者,至乙时则又以为不善而求所以革之;乙时之所以为善者,至丙时又以为不善而求所以革之。人生一日不死,则人生目的之改进亦永无已时。”这就是说,人的意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客观世界是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很显然,这种“自由意志”的人生观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论色彩。
(4)人生之总动力为生之冲动 张君劢继承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哲学的“生命之流”学说。柏格森认为,“生命之流”是不受任何因果规律限制的,是绝对自由的。生物的进化是“生命之流”或“生命冲动”的不断更新和创造。张君劢从这种神秘主义的生命哲学出发,认为“人生之总动力,为生之冲动,就心理言之,则为顷刻万变之自觉性,就时间言之,则为不断之绵延”。所以,“生之冲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动力,而这种发展又是“顷刻万变,过而不留”,“故绝对无可量度,无因果可求”。从这种观点出发,他论证道:“人生者,变也,活动也,自由也,创造也。惟如是,忽君主,忽民主,试问论理学上之三公例(曰同一,曰矛盾,曰排中),何者能证其合不合乎?”“忽而资本主义,忽而社会主义,试问论理学之三大公例,何者能证其合不合乎?”他把一切历史现象都看成是没有因果联系,没有任何规律可循的,完全否认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
(5)“人欲横流”的人生观 吴稚晖从自然人性论出发,认为人在生理上与动物并无本质差别。所谓人,“概括起来说,人便是外面止剩两只脚,却得到了两只手,内面有三斤二两脑髓,五千零四十八根脑筋,比较占有多额神经系质的动物。”既然如此,那么,人生与动物的生存亦没有区别,只是逢场做戏而已。他说:“生者,演之谓也,如是云尔。生的时节就是锣鼓登场,清歌妙舞,使枪弄棒的时节。未出娘胎,是在后台。已进棺木,是回老家。”又说:“所谓人生,便是用手用脑的一种动物,轮到‘宇宙大剧场’的第亿垓八京六兆五万七千幕,正在那里出台演出。”据此,他把人生观的全部内容归结为“吃饭”、“生小孩”、“招呼朋友”。他说,我们的老祖爷爷,那位漆黑一团先生摇身一变,变出数不完的东西,内中有个我,我便将占着号称的一百年。“然我没有饭吃,七天便死了,如何支持到一百年?”故人活着首先要吃饭。这便是“清风明月”的吃饭人生观。人类要延续,“我”还必须尽“创造义务,叫做生小孩”,这便是“神工鬼斧”的生小孩人生观。在同一个百年里,在“我”之外,还有他人,所以,要处理“我”与他人的关系,这便是“覆天载地”的招呼朋友的人生观。吴稚晖又进一步将三者归结为“吃饭”与“生小孩”。他说:“食的性,色的性,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性,并没有什么善恶,无非漆黑一团先生变动绵延,要扮演万有的作用罢了。”这样,他便把一切动物都具有的生存与生殖的本能说成人性的根本点,把食、色的需要作为人生的全部内容和目的,从而把人性降低到一般的动物性。这种自然主义的人性论反映了买办资产阶级的堕落和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