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亮吉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名人名著辞典》第257页（1525字）

【生卒】：1746—1809

【介绍】：

清乾隆、嘉庆时学者、人口学家。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居士，江苏阳湖(今属武进县)人。20岁起即以教书为生，后又为人做幕。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贵州学政、咸安宫学总裁、实录馆纂修官等职。嘉庆四年(1799)因上书批评时政，被革职，发往伊犁。在伊犁百日被赦还。此后即从事教学和着述。着有《左传诂》、《三国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洪北江诗文集》等，并参预编纂地方志多种。

洪亮吉有较系统的人口思想。他生活在清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清初以来，人口增长较快，清初只有几千万人，到乾嘉之际已增长到三亿。同时，物价不断上涨，土地兼并和剥削日益严重，阶级矛盾不断尖锐。洪亮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探讨人口问题的。

洪亮吉认为在社会比较安定的情况下，人口增长速度高于生活资料增长速度。他以每户一成年男子为出发点计算一户人数。他说：1人生子3人，父子4人连配偶即为8人，如再雇工2人，全家不下10口。如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即使祖父一代有代谢，全家人数也有20余人。按此方式推算，他认为户口每30年增5倍，60年增10倍。他以田和屋代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认为田和屋在此期间只能增加一倍或三、五倍。因此，“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洪北江诗文集·治平篇》)这就是说人口绝对过剩了。他还说：“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更加剧了人口过剩问题的严重性。由于兼并之家对土地和财富的兼并而造成的人口过剩，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相对人口过剩。洪亮吉认为这种相对人口过剩，在当时的人口问题中处于次要地位。洪亮吉认为当时比起50年前，“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为士者十倍于前，而佣书授徒之馆不加增。”(《洪北江诗文集·生计篇》)这样就造成：一方面是物价上涨，粟米从六七文一升，增至三四十文一升，布帛从三四十文一丈，增至一二百文一丈。另一方面是就业困难，收入减少，人们更为贫困。他还认为失业人口增加的速度更快，从而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他说：“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此数十倍之游手好闲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明也矣，是又甚可虑者也。”(《洪北江诗文集·生计篇》)

洪亮吉认为人口过剩可以为两种“调剂之法”所缓和：一是“天地调剂之法”，指水旱疾疫各种天灾所造成的人口死亡。另一种是“君相调剂之法”，主要是封建国家劝督生产，移民垦荒，减轻赋税负担，提倡节约，抑制兼并，以及赈济灾荒等。他认为这两种“调剂之法”的作用是有限的，并不能解决过剩人口的问题。洪亮吉除了哀叹、忧虑外，也没有提出什么解决的办法。

洪亮吉人口思想的意义在于他敏锐地指出乾隆盛世之下，也孕藏着社会危机。但他关于人口增长速度和生活资料增长速度的计算是主观主义的。他把人民贫困，社会动乱的原因归之于人口过剩，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掩盖了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实质。但是，他毕竟还提出了“兼并之家”的兼并，触及了封建生产关系问题。集中反映洪亮吉人口思想的《治平》、《生计》两篇文章，写成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较马尔萨斯《人口论》第一版出版早五年，在人口增长和生活资料增长的关系上也得出了和马尔萨斯极为相似的结论。但是，从以上介绍来看，洪亮吉的人口思想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还是有重要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