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约精义》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名人名著辞典》第520页（2075字）

近代刘师培、林獬合着。作于1903年，1904年出版，收在《刘申叔先生遗书》的第十六册中。刘师培(1884－1919)名光汉，字申叔，号左庵。江苏仪征人。着名的古文经学家，在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1904年蔡元培主持的《俄事警闻》改组为《警钟日报》由他担任主笔。同年加入光复会。1907年赴日本，加入同盟会，与张继在东京举办社会主义讲习会，并与其妻何震创办《天义报》，宣传无政府主义。1908年变节，1909年为两江总督端方收买。1915年追随杨度，参加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1917年被蔡元培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1919年初组织“国故月刊社”，刊行《国故月刊》，并任总编辑，对抗新文化运动。林獬(1873－1926)字少泉，又名白水。福建闽侯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参加反清活动。后参加华兴会，归国后与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行《警钟日报》，又创办《上海白话报》。1916年在北京创立《公言日报》。1918年创办《新社会报》，因触时忌，遭徐世昌政府封闭。1926年被军阀张宗昌逮捕，杀害于北京。此书刘师培写序言说，1900年杨廷楝从日文转译的卢梭《民约论》出版，在中国学术界仅仅增加了一个新名词而已，影响不深。而守旧的顽固分子以为民约论是邪说，中国古代圣贤从未倡导过此义。刘师培等便从中国古代经籍中摘录出思想言论，和卢梭民约论的观点加以对比，刘师培等加上长长的案语，从中西政治思想的对比中，得出中国古代亦有和民约论相类似的思想，而且，他们以民约论思想为标准，对中国古代思想一一加以检验，一面加深对卢梭政治思想的理解，另一方面，重新评估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价值。这种写法体裁别致，立意新颖，受到读者的欢迎。全书分为三卷，共五万多字。第一卷为上古，选择了先秦的经籍共二十三种。第二卷为中古，选择了从西汉到宋朝的20位思想家的言论。第三卷为近古，选择了明、清两朝的19位思想家的言论。全书引用了卢梭民约论的段落共81处，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刘师培等根据民约论中的政治原则，考察中国古代历史，认为上古之时，一国之政，悉操于民，后来，人民称朝廷为国家，以君为国家之主体，以民为国家之客体，扬民贼之波，煽独夫之焰，而暴君之祸，遂以大成。君民共主的政体便变为君权专制政体。编者认为，周官中重学校之教民，是要人人有议政之识，重乡里之选举，是要伸民权，《诗经》中讲询于刍荛，《尚书》中讲谋及庶人，就是政府集民使言，这里有破除君权独尊的意思。君民关系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怎样实现君民平等?编者认为要使“君主人民具在法律之中”(卷三·唐甄)，从平等的法律关系上规定君民的权利和义务，平等才是可行的。“国为人人共有之国，法为人人共守之法，故立法之权为一国人民所公有。”(卷二·陆子)这样，立法权属于人民，则实现了君民一体。编者批判了君权独尊，说：“天下之大患莫大于人君挟威福以驭人”，这是中国政治的病根。“人君之作威福，非人君一人所能作也。始也，驱执政诸臣，为一姓之奴仆；继也，执政诸臣亦得假君主之威以凌辱民庶。”(卷三·全祖望)于是，人民受到厄难。正如黄宗羲所揭露的那样，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供皇帝一人的淫乐。在民约论未出世以前，人民甘心作奴仆，一等到人民懂得了民约论，剥夺人的自由权利是最不能容忍的事，人民便要起来反抗。“欲行民约，必先合群力以保国家，欲保国家，必先合群力以去君主。盖团体不固之民，未有能脱专制之祸者。”(卷二·程子)去掉暴君，是合理的。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这和民约论中民众操革命之权论点相似，君主背民约之旨，人民当合群以去之。而中国人民对暴君如此，而对贤明君主则采取歌颂态度，一遇到贤君，便大加讴歌。编者评论道：“观于歌诵君德之诗，而知中国人民之易与矣。专制之成，外族之祸，溯其原起，孰非由于民具服从之性哉。”(卷二·叶适)说明中国人民容易满足，在长期专制制度下，习惯于服从，受到君主的驱使、压制，还不自觉，甚至还歌颂君为民之父母。民约论指出君不爱民，实是虐民，而民对此还未认识。若认识到“保持自由权，斯乃人生之一大责任”(卷三·王守仁)，若认识到黄梨洲所言“君主为天下之大害”，奴役人民如牛马，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这会激发起人民的革命反抗激情。编者批判了唐朝韩愈《原道》中关于君民关系的论点，“君者出令者也”，“民者以事其上者也”。其荒谬之处是君主有权利而无义务，人民负义务而不享权利，这是不合公理的。本书还引用了霍布斯、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加藤弘之、伯伦知理、蒲鲁东、巴枯宁等思想家的言论同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言论相对比，并加以诠释。本书可作为近代中西政治思想比较研究的论着。不过，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理论的贫乏，刘师培等人受儒学影响较深，在分析时还受着传统的注经的束缚，有些比较异同，实属明显的附会。刘师培在抨击君主专制制度，宣传民主思想方面比较突出，而对民主政体的结构、原则以及民主、自由、平等的理论探讨涉及较为肤浅，这是本书的缺点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