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颂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名人名著辞典》第598页（1548字）

【生卒】：?—约300

【介绍】：

西晋广陵(今江苏淮阴县)人，字广雅，出身名门望族。历任西晋尚书三公郎、议郎、守廷尉、三公尚书、吏部尚书等司法官。“典科律、申冤讼”，秉公执法，“忠鲠不挠”，“憎而知善，举不避仇”。

刘颂认为，西晋建国以后，“虽铁钺屡断，剪除凶丑，然其存者咸蒙遭时之恩，不轨于法”，仍然是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叔世”。因此，要治理好国家，就必须“法正威断”。在他看来，君主“为国之大略”，在于“执要而已，委务于下而不以事自婴”，即具体政事交给臣下，自己不亲自处理，而专门考察臣下办事的功效，“因其成败，以分功罪”。居其功而不处其难。这样一来，“人臣功罪形于成败之征，无逃其诛赏。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诬。”从而使“能者劝”、“违慢日肃”。实质上，就是君主持法，考核臣下，赏功罚罪。

刘颂重视法律，强调法令的统一。指出：“法多门，令不一，则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伪者因法之多门，以售其情。所欲浅深，苟断不一，则居上者难以捡下。于是事同议异，狱犴不平，有伤于法”。从这种思想出发，他认为君主要“尽理为法”，不能强求“尽当”、“尽善”，这样会使“例不得直”、“法不得全”。“理”就是“看人设教”、“随时之宜”，“看人随时，在大量也，而制其法”，这是制定法律的根本依据。“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各级官吏断狱，“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不得在“成制之内，复称随时之宜，傍引看人设教，以乱政典”。也就是说，“守法之官，唯当奉用律令”。不准在法律之外，随意畸重畸轻，任意出入人罪。

为了保证法律制定以后能得到统一的贯彻实施，刘颂主张“立格为限”，明确确定各级官吏的权限，“主者守文”，“大臣释滞”，“人主权断”。就是说，大臣以下主持司法的各级官吏，不准以情枉法，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正文和名例断案，“死生以之”，不得“错思于成制之外，以差轻重。”大臣的职责是解释法律，“事无正据，名例不及，大臣论当，以释不滞，则事无阂”。也只有他们的解释，才有法律效力。至于超出这两种范围的“非常之断，出法赏罚”，则“唯人主专之，非奉职之臣所得拟议”。他认为，“立格”定限以后，“人主轨斯格以责群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全国上下，法律就能得到统一的实施。因此，“立格为限”，乃是“齐法之大准”。这种思想，既是西汉以来司法经验的总结，也是对董仲舒以来的“引经决狱”的否定。

刘颂还主张恢复肉刑，理由是废除肉刑“轻违圣王之典刑”。西晋由于没有肉刑，刑罚除了死刑，就是较轻的徒刑。死刑太重，因而处死的人犯太多；徒刑太轻，又禁止不了犯罪行为。因此，只有恢复肉刑，“去其为恶之具”才能有效地制止犯罪。他从惩戒主义和报应主义出发，指出：逃跑的人砍掉他的脚，就无法再逃跑；偷盗的人砍掉他的手，就无法再偷盗；奸淫妇女者割掉他的生殖器，就无法再奸淫妇女。受刑之人以自己被刑后的残废身体，现身说法，告诫他人不要犯罪；别人看到肉刑所遭受的痛苦，也会害怕而不敢犯罪。另一方面，除了宫刑之外，其它肉刑，还可以使受刑人照常生育后代。所以刘颂认为，肉刑是“止奸绝本”，“除恶塞源”，杜绝犯罪的最好的办法。这种主张实际上反映了西晋王朝的一个社会矛盾：一方面，为了巩固封建统治，需要加重刑罚，对劳动人民的反抗进行镇压；另一方面，战乱后建立的西晋王朝，地广人稀，统治者为了掠取财富，需要增加劳动力，因此，希望少杀人，保留劳动力并繁殖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