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名人名著辞典》第601页（1618字）

【生卒】：580—643

【介绍】：

字玄成，钜鹿(今属河北省)人。唐初重臣。他以治理国家的“良臣”自任，而不愿做只为唐太宗李世民一个人效忠尽职的“忠臣”。他性格刚直，既有才干又有胆识；为了维护和巩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统治，他敢于向李世民犯颜直谏，先后陈谏200多事，劝诫唐太宗，以史为鉴，励精图治，任贤纳谏，本仁义行事，率先严格遵守法制，以督责臣下。为唐初“贞观之治”的出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魏徵继承和发扬儒家“德主刑辅”的思想，把“德礼诚信”作为“国之大纲”。他认为，治理国家，必须先“怀之以德，待之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才能“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把法律和刑罚放在次要的地位。在他看来，仁义和刑罚，都是治理国家的手段。但是，两者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深法峻刑”，只能“权救于当时，固非致化之通轨”。因此，古人为政，宽猛相济，“因时设教”。一个明哲的君主，要想移风易俗，致天下于治，就不能一味依靠严刑峻法，而在于实行仁义。“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治国必须确定这种主次关系；“圣哲君临，移风易俗，不资严刑峻法，在仁义而已”。然而，他把刑罚看成是“理之末”，却没有否定刑罚和法律的作用。他认为法律是“国之权衡”，“时之准绳”，舍准绳无以正曲直，弃权衡无以定轻重，因此，法律是人人都必须遵守的准则。在他看来，国家之有法律，就象驾车的人之有鞭子一样；马驾着车使劲奔跑，就用不着鞭子，马要是不跑，就用鞭子抽打。同样道理，老百姓服从封建统治，就用不着法律和刑罚；不服从统治，就用法律和刑罚驱使他们服从统治。

魏徵重视封建立法，他援引汉朝王符的话说：“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诛过误也；乃以防奸恶，而救祸患；检淫邪，而内(纳)正道”。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他强调立法应本“慎刑恤典”的精神，认为“以杀戮肆威”，“非久安之策”；要想国家长治久安，“必积其德义”、“赏宜从重，罚宜从轻”。同时，强调要使法律象秤那样公平，象准绳那样平直。君主“设法与天下共之”，不能把个人的意志作为立法、司法的根据。“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因此，对天下所有的人都要同样看待，“若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则邪正莫隐，善恶自分”。否则，“罪人欲其严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则舍准绳以正曲直，弃权衡而定轻重”。导致以私“乱法”。

针对当时司法上“或屈伸在乎好恶，或轻重由乎喜怒”，“喜则矜刑法中，怒则求罪于律外；好则钻皮出羽，恶则洗垢索瘢”的滥刑现象，为了避免“君私于上，吏奸于下，求细过而忘大体，行一罪而起众奸”，魏徵提出“公之于法”的执法思想，要求执法者从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出于“公心”，“依法科刑”，而不以个人的喜怒哀乐私之于法。他重视公平执法，指出：“公之于法，无不可也，过轻亦可。私之于法，无可也，过轻则纵奸，过重则伤善”。只有这样，才会有利于国而无害于民。魏徵要求执法“不避权贵”，“人有所犯，一一于法”。他把那些肆意践踏法律的皇亲国戚比作危害社稷的“城狐社鼠”，强调帝王不能以“贵贱亲疏而定轻重”，不管是老百姓还是亲贵，都要“依法科刑”，“一断于律”。魏征要求“听讼理狱，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权轻重之序，测浅深之量”。遇有疑难案件，“则与众共之”，经过众官吏的共同讨论，“众善，然后断之”；对有疑问不能准确定罪的案件，则从轻处理，“疑则从轻”，以免滥刑枉法。此外，魏徵还反对审理案件时，为讨好君主求取个人名利而先入为主的审判方法；强调“凡理狱之情，必本所犯之事为主，不严讯，不旁求，不贵多端，以见聪明”，以犯罪事实为根据，“求实”而不能“饰实”。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