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成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河北人民出版社《哲学社会科学名人名著辞典》第269页（1540字）
【生卒】：1838—1894
【介绍】：
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1865年上书曾国藩，提出办洋务的系统主张，受到赏识并收为幕僚。
后经曾国藩保举任知州、按察使等职，并随李鸿章办外交，晚年任清朝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公使。
薛福成是从洋务派官僚集团中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早期，他只要求购置外国枪炮、轮船，聘用外国人教习，学习外国语言文字等等。
甚至认为与外国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进行贸易往来，可以“通有无以裕税饷，得利器以剿强寇。”(《庸庵文外编·上曾侯相书》)是典型的洋务派思想。
后来，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刺激下，思想逐渐变化，愈来愈带上资产阶级的色彩。晚年出使欧洲后，资产阶级倾向尤为明显。薛福成的着作编为《庸庵全集》(共十种)，其中《筹洋刍议》、《庸庵文外编》、《庸庵海外文编》三种涉及经济问题较多。
薛福成主张效法西方国家，发展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
他提出：“彼此可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筹洋刍议·商政》)他还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主张。
诸如：兴“贩运之利”、“艺植之利”和“制造之利”等。不仅如此，他还力图加以理论上的论证。
他认为当时处在“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筹洋刍议·变法》)这意味着“世”(社会历史)，是不断变化的；国家富强之道也应由“耕战为务”变为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这意味着“治世之法”必须顺应“世”变而改变；传统的“重本抑末”论，应被“工商为先”的理论取代。从历史变化的观点批判了重本抑末这一封建教条。
薛福成具有一定程度的重商倾向，提出“商握四民之纲。”他论证说：“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庸庵海外文编·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他主张私人集商股成立公司，反对洋务派对新式工业的官僚垄断政策。
晚年，薛福成出使欧洲期间思想有明显变化和进步。他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认识到大机器工业的作用。他指出：“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庸庵海外文编·振百工说》)
薛福成为了极力宣扬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大机器工业的必要性，提出了两个主要论据：一是用机器夺外人之利，一是用机器“殖财养民”。同时，批判了地主阶级顽固派提出的“机器夺民之利”的观点。
薛福成认为：“用机器以代工作”，可提高生产，使“中国多出一分之货，则外洋少获一分之利，而吾民得自食一分之利。夺外力以润吾民，无逾于此者矣。
”(《筹洋刍议·商政》)否则，“中国之民非但不能成货以与西人争利，且争购彼货以自供其用，而厚殖西人之利。”(《庸庵海外文编·用机器殖财养民说》)
薛福成主张发展大机器工业，是着眼于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他认为宁肯让中国资本家发财，也不能让外国资本攫取。因为，在薛福成看来，资本家的发财与“养民”的利益是一致的。
“盖用机器以造物，则利归富商；不用机器以造物，则利归西人。利归富商则利犹在中国，尚可分其余润以养我贫民；利归西人，则如水渐涸而禾自萎，如膏渐销而火自灭，后患有不可言者矣。
”(《庸庵海外文编·用机器殖财养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