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中华书局《三国演义大辞典》第738页（3441字）

《三国演义》研究课题之一。“文化大革命”以前，学术界对此有所研究，提出了“正统”说、“忠义”说、“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反映三国兴亡”说等观点。新时期以来，这一问题成为《三国演义》研究中争论最为热烈的问题，出现了多种新观点，主要有11种：1．“歌颂理想英雄”说。杨毓龙认为，《三国演义》歌颂了“明君”的典型刘备，“贤相”的典型诸葛亮，“对其他仁厚、智勇、忠义之士，也竭力进行了歌颂。这些歌颂，构成了《三国演义》的基本内容。”(《谈〈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载《江西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2．“赞美智慧”说。朱世滋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应该阐述为：通过三国时期各军事政治集团之间斗争的描写，揭示了正义的力量只有运用智慧才能战胜邪恶的道理。”书中把诸葛亮作为第一主要形象，对他的绝顶智慧采取毫无保留的歌颂态度，正是出于主题的需要(《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丹东师专学报》1980年第2期)。3．“天下归一”说。王志武认为：“《三国演义》主要表现了‘天下归一’的进步思想。小说通过汉末致乱、农民起义、诸侯割据、三国鼎立、西晋统一等一系列曲折复杂的历史事件的描绘，表现了汉末至西晋统一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貌，表现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治中生乱，乱归于治’的历史辩证法，表现了‘天下归一’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试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意义》，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与“天下归一”说相近的是“分合”说，阐述此说者有李厚基、林骅的《三国演义简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第1版)、胡邦炜的《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载《三国演义研究集》)等。4．“讴歌封建贤才”说。赵庆元认为，《三国演义》的主角是诸葛亮，他是罗贯中“按照自己的美学理想塑造出来的一个‘志’‘德’‘才”三者齐备的封建贤士的形象”，罗贯中“以高昂饱满的热情歌颂他，赞美他”，“还塑造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形象，并且程度不同地予以赞美和颂扬”。因此，“《三国演义》的主题不在于宣扬封建正统思想，也不在于鼓吹‘王道’‘仁政’，而是要为真正的贤才呐喊、歌唱。整部《三国演义》就是一曲封建贤才的热情颂歌。”(《封建贤才的热情颂歌》，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3期)5．“悲剧”说。黄钧认为，在《三国演义》中，曹操被刻画为剥削阶级利己主义的集中代表，封建社会现实存在的象征，而刘备则代表了对封建社会理想道德的追求；二者的尖锐对立，构成了全书最基本的矛盾冲突。魏胜蜀败的结局揭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对封建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不是正义，而是邪恶；不是道德，而是权诈。这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现实。因此，《三国演义》所表现的蜀汉集团的悲剧，正是悲剧的时代所诞生的我们民族的一部悲剧(《我们民族的雄伟的历史悲剧》，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6．“总结争夺政权经验”说。鲁德才认为，《三国演义》“描写了封建社会分裂与统一的过程，揭示地主阶级各类人物在镇压了黄巾起义之后，怎样争得统治权和丧失统治权的经验教训。说得再具体一点，就是什么样的英雄人物可以争得霸权，用什么样的思想和策略争夺天下，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又会丢掉统治权”(《论〈三国演义〉的情节提炼对人物刻划的意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孙一珍进一步提出：“举贤良、恤百姓和善兵法，乃是动乱形势下获得成功的三大法宝，也是从三国时代总结出来的兴亡、成败、得失的可贵经验。应该说这就是《通俗演义》的主题歌。”“《通俗演义》的副主题，就是歌颂忠、义、孝、信、勇等道德情操。”(《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主题》，载《文学遗产》1985年第1期)齐裕焜的观点与孙一珍相近，认为：“作者歌颂图王霸业的乱世英雄，他认为人心、人才、战略是谁能成为霸主的决定因素。作者正是围绕着这三个基本点……为我们绘制了一幅三国时代的政治风云的彩色画卷，塑造了历史人物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乱世英雄的颂歌》，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第1版)7．“追慕圣君贤相鱼水相谐”说。曹学伟认为，《三国演义》“通过三国时代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的描绘，以及各种典型形象的塑造，表现了作者对圣君贤相风云际会、鱼水相谐的政治理想的思慕和追求。”这一主题思想，主要是通过蜀汉集团的代表人物刘备和诸葛亮来正面体现的(《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三国演义研究集》)。8．“宣扬用兵之道”说。任昭坤认为，《三国演义》是一部形象的三国战争史，它的主线是战争，它的主人公是曹操、诸葛亮、司马懿这三个军事家。因此，“《三国演义》的主题就是：作品通过三国兴亡过程中形形色色的战争描绘，着重揭示了战争胜败的关键在于指挥者能否灵活运用‘兵不厌诈’的军事思想。”(《〈三国演义〉的主题应从军事角度认识》，载《三国演义研究集》)9．“人才学教科书”说。于朝贵认为，《三国演义》“是一部描写人才的书。‘才与才敌’是它的基本内容和故事情节发展的基本线索，描写不同人才的命运和他们的奇智奇谋，歌颂作者认为最理想的人才，则是小说所表现出的基本倾向，也是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它是我国古代一部形象生动的人才学教科书。”(《一部形象生动的人才学教科书》，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王基的观点与此相近(见其《〈三国演义〉主题新探》，载《三国演义论文集》)。10．“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说。沈伯俊认为，罗贯中以向往国家统一为政治理想，以歌颂“忠义”英雄为道德标准，二者一经一纬，形成《三国演义》思想内容的两大坐标轴。“罗贯中以这两大坐标轴为中心，把历史的与道德的评价融合在一起：凡是有利于国家统一和进步的，他就肯定，就推许；凡是符合他的‘忠义’观的，他就赞美，就歌颂。反之，则予以贬斥和否定。”(《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载《天府新论》1985年第6期)11．“总结历史经验”说。胡世厚从三个方面概括了《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认为其主题是：“通过汉末三国时期尖锐、复杂、激烈斗争的描写，揭露了封建时代政治腐败、国家分裂、社会动乱给人民造成的苦难，鞭挞了昏愦荒淫、残暴不仁的昏君奸臣，歌颂了致力于国家统一的仁德明主和忠义贤臣，从而揭示了三国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三国演义论文集》)针对主题研究中众说纷纭的状况，有学者认为主题研究毫无意义，甚至认为主题根本不存在；多数学者则肯定了主题研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为了使主题研究取得更好的成果，学者们提出了三种主张：1．沈伯俊主张，要正确概括《三国演义》的主题，必须有共同的基础。一是要有共同的概念基础。“简言之，主题乃是作者通过作品所表达的看法和主张”，而不是形形色色的读者从作品中得到的千差万别的感受。二是要有共同的版本基础。应该依据最接近罗贯中原作的版本，来寻绎罗贯中的基本观念和主张。“如果依据的本子不同，也难免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2．欧阳健认为：“主题这个概念也应该看作是一个模糊概念，它既可以指作家想告诉人们以什么，也可以指作品实际上提供了什么，还可以指读者从中领悟到了什么，以及这三者的统一。总之，是属于对作品的偏于理性的某种内涵物的大致把握与描述。”“主题探究的模糊性就相应地造成了主题研究成果的相对性。”因此，“我们尤其应当承认不同读者对于《三国演义》的主题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的审美眼光加以归结的合理性。”(《有关〈三国演义〉研究的两个问题的思考》，载《明清小说研究》第2辑)3．与欧阳健“强调从读者的角度来探究《三国演义》的主题”的观点相似，杨凌芬提出了“建立鉴赏论中的主题概念”的观点。她认为，主题概念在作者、读者和批评家的心目中是有区别的。因此，“应该把主题概念看作横跨创作论和鉴赏论的一个总概念，它有两个分支：创作理论中的主题和鉴赏理论中的主题。”所谓“鉴赏论中的主题”，“就是研究者通过作品的形象体系和故事情节掌握的作品的中心思想”(《建立鉴赏论中的主题概念》，载《明清小说研究》第5辑)。进入20世纪90年代，对《三国演义》思想内涵的研究有所深入，但对主题问题的探讨却不够活跃，专题论文较少。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对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还有分歧。其二，80年代已经提出多种观点，要想超越它们，提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观点，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