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为曹操翻案”问题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中华书局《三国演义大辞典》第743页（2779字）

《三国演义》研究课题之一。1959年，郭沫若接连发表文章，提出“为曹操翻案”的口号，学术界就怎样评价历史上的曹操和《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鸣。1．怎样评价历史人物曹操?在1959年的争鸣中，大多数学者认为，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赞成为历史上的曹操翻案，或对此不持异议；也有一些学者反对为曹操翻案，或认为郭沫若对曹操的评价失之过高。那以后出版的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学史，多数都对曹操作了较高的评价。近年来，这一问题被重新提出，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新见解。①对曹操予以基本否定。李则纲考察了曹操的生平事迹，认为对曹操的政治品质、军事才干及其对建安文学的倡导作用，都不能估价过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曹操是当时反动统治阶级的最能干的人，他是镇压农民军的刽子手”，“我们可以承认他是一个地主阶级里的政治家、军事家、建安时代的文学家，但不是一个什么推动历史进步、对人民有功的人物。”(《曹操的翻案与定案》，载《江淮论坛》1981年第2期)刘知渐指出，像曹操这样一个左右时局、影响历史的大人物，不能因为他做了某些“小”的好事，而忽略他对时局、对历史所做的“大”的坏事。他辨析了郭沫若“替曹操翻案”的几点主要理由，认为曹操不是“承继了黄巾的事业”，而是血腥镇压黄巾起义的刽子手，其行为与黄巾起义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曹操的屯田不是有利于农民，而是强化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倒退行为；“曹操对建安文学的消极作用是多于积极作用的，不能抬得过高。”由此可见，郭沫若的《替曹操翻案》等文章的主要观点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重评郭沫若先生的〈替曹操翻案〉》，载《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翁柏年对曹操兼灭群雄，统一北方的功过，曹操是否民族英雄，曹操的屯田，曹操的“雄才大略”，曹操与建安文学的关系等问题予以辨析，也对曹操作了否定性的评价，认为：“曹操是有优点，他确实精明能干，能文能武，但是，当这些‘本领’用于残害人民盗名欺世时，我们就只能谴责而不能赞美了。”(《曹操三论》，载《三国演义学刊》第1辑)②认为“为曹操翻案”口号不科学。沈伯俊指出，给历史人物曹操以较高的评价是应该的；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为曹操翻案”这个口号却是不科学的。“首先，历史上对于曹操的评价，并不是一团漆黑，一概骂倒，而是有褒有贬，毁誉参半。”从西晋到晚清，对曹操一直是有褒有贬，并未给他定什么“案”，又怎么谈得上“翻案”?其次，正史上对于曹操的贬斥，大部分可以说是“基本属实”，并未使他“蒙受不白之冤”，这个“案”又怎么能“翻”呢?2．怎样评价《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①根本否定《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这种观点以郭沫若、翦伯赞为代表。郭沫若认为，自宋以来，在所谓“正统观念”确立以后，曹操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就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三国演义》是一部好书，我们并不否认；但它所反映的是封建意识，我们更没有办法来否认。艺术真实性和历史真实性是不能够断然分开的，我们所要求的艺术真实性，是要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而加以发扬。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成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我们在今天是要替他恢复名誉。”(见《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替曹操翻案》等文)翦伯赞更认为：“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不是没有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他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三国演义》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作历史。”因此，只有打倒《三国演义》，才能为曹操翻案。(《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载1959年2月19日《光明日报》)②肯定《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成功的艺术形象。这种观点以曾白融、刘知渐、李希凡、袁世硕、苏兴等为代表，其理由主要有四：其一，曹操形象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历史上的曹操，确实是一个有作为的人物；然而，他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又确实存在着残酷、狡诈、极端利己主义等恶德。《三国演义》对曹操这两个方面都作了真实的再现，并没有简单地丑化，也没有把他写得“那样愚蠢无能”。一方面，曹操的雄才大略、识见不凡，他的老谋深算、精明强悍，他的败而不馁、顽强乐观，在《三国演义》中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和深刻。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另一方面，《三国演义》又着力鞭挞了曹操的残酷、狡诈、伪善和极端利己主义，这些基本上是根据史料的，也符合历史的真实。因此，那种指责《三国演义》“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其二，曹操成为反面人物形象，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由于曹操的残酷、狡诈、极端利己主义等性格特点，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正具有代表性，于是人民群众和民间艺人就抓住这些特点，编成故事讲唱，以揭露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目，表达人民对暴政的憎恶，于是逐渐形成了曹操这一反面人物形象。同时，这一形象在北宋以后至元末明初《三国演义》定型的三百多年间不断丰富和成熟的演变过程中，还受到过民族斗争的影响。那时，汉族人民习惯于把异族入侵者和统治者比作曹操。所以，《三国演义》中曹操这一反面形象的产生，具有无可辩驳的历史合理性。其三，曹操形象达到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统一。《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多侧面地再现了历史人物曹操的复杂性格，而又寓以作者的想象、夸张和褒贬，可以说取得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一致。尽管其中某些内容同历史人物曹操有出入，但其性格却和千百个同类型的封建统治者的品质一致，因而具有更大的历史真实性。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找到第二个被表现得像《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样深刻、这样充分、这样成功的反面典型。其四，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不会丧失它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因为它并不附庸于历史人物的曹操而存在。无论怎样给历史上的曹操“翻案”，却终究不可能替《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个被历代人民所创造、所熟悉、所“喜爱”的不朽的艺术典型“翻案”。近年来，不少学者再度撰文研究《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基本上都认为这一形象是成功的艺术典型，所谓“翻案”的提法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