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

出处：按学科分类—文学 中华书局《三国演义大辞典》第766页（1825字）

书名。谭洛非主编，沈伯俊、高显齐副主编。巴蜀书社1991年9月第1版。系1990年9月在四川绵阳举行的“《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全国第六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本届讨论会鲜明地提出“《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的命题，力图从更广阔的视野，对《三国演义》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研究。全书共收论文39篇，除孟彦所撰《〈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综述》置于卷首外，编为六辑：(一)《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包括10篇论文。其中谭洛非的《历史、道德评价的悖理与传统文化心理》分析了《三国演义》长盛不衰的原因，指出除了故事的生动感人，前人集体创作的良好铺垫，及罗贯中的学识阅历和艺术功力等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清明政治的理想，对英雄人物的渴望，宣泄了爱憎分明的民族感情。李时人的《亚史诗：〈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认为，《三国演义》所以能对数百年来的民族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是由它的“亚史诗”或“中国式史诗”的性质和地位决定的。《三国演义》在成书过程及其题材内容方面，在表现一定时代民族的行为方式和思想精神方面类似史诗；但它并非产生于原始的史诗时代，叙事方式也与“原生史诗”有差别，这一切又与我们民族文化演进的特殊性有关。因此，《演义》可以称作“亚史诗”或“中国式史诗”。熊笃的《中国封建君臣关系的沿革演变》指出《三国演义》虽然赞扬了忠君死节的正统思想，但不应简单地一概否定；同时，书中也表现了一些与正统思想相悖的伦理观念，包括“兄弟而主臣”的理想君臣关系、“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的君道观、“贤臣择主而事”的臣道观，具有一定的进步倾向。单长江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回归》分析了罗贯中对血缘宗法政治与贤德政治选择上的困惑，对“恶劣情欲”的诅咒与正视，对儒家信义的憧憬与迷惘，指出《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反思传统文化以后导演的一出历史英雄悲剧，旨在挽救沦落的末世；然而，他却只能引导人们回归传统文化。任昭坤的《略谈〈三国演义〉与中国古代军事文化》认为，《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形象的军事百科全书，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二)作者与版本源流。周楞伽的《关于罗贯中生平的新史料》介绍了《宋元学案》卷23《静明宝峰学案》的记载和清人王梓材增补《宋元学案》时在“罗本”条下加的按语，认为罗本“字彦直，贯中乃是他作杂剧和小说时所用的别号，等于今人的笔名。他还有一个哥哥拱字彦威，早已拜赵宝峰为师，研究理学。”王长友的《〈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探考》指出“钟批本”是在《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的基础上增删评语而来，而“李评本”的正文又是由周曰校刊《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而来；钟批《三国》正文第一卷署“景陵钟惺伯敬父批评，长洲陈仁锡明卿父校阅”，大致可信。(三)人物形象研究。包括12篇论文，选题和论述各有特色。其中刘上生的《论诸葛亮形象的才智系统及其民族文化意蕴》对诸葛亮形象的才智系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出其才智功能是在才德性的和谐一体中实现的；其突出特点，则是规范性与开放性的统一。正是这种统一，使诸葛亮成为伦理型文化结构的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才智自我实现的最高理想。文章剖析了诸葛亮才智系统的内在结构、其思维智慧的内核和包含于智慧理想性中的智慧悲剧性；由此认为：“诸葛亮形象才智系统的基本特征，既包含着民族智慧的真理底蕴，又启示着它的变革方向。”(四)创作方法与艺术成就。包括5篇论文，论述各见其长。其中黄钧的《〈三国演义〉和中国的古典主义》认为，《三国演义》既不是现实主义的，也不是浪漫主义的，而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古典主义作品。维护皇权、崇尚理性、追求理想的和谐美、按照理性判断以塑造类型性形象，构成中国古典主义的四大要素。《三国演义》正是如此。(五)地位与影响。包括2篇论文：盛瑞裕的《爱新觉罗氏与〈三国演义〉》，齐鲁青的《〈三国演义〉与明清演义小说批评》。(六)《三国演义》与绵阳。包括6篇论文，对涪县(今绵阳)在蜀汉历史中的地位、《三国演义》与绵阳的关系、在绵阳兴建“三国蜀汉旅游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作了多方面的探讨。此外，本书还收入沈伯俊的《〈三国演义校理本〉前言》，系统概括了《三国演义》中大量存在的人物、地理、职官、历法、名物等方面的“技术性错误”，论述了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必要性，并提出了校理的原则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