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西苏区第一次肃反

出处：按学科分类—历史、地理 江西人民出版社《中国苏区辞典》第274页（2613字）

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夏曦等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错杀湘鄂西苏区干部的事件。1931年下半年，中共临时中央多次下达文件，要求各苏区加紧肃清反革命的斗争，为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发动大规模的肃反提供了政策根据；中央苏区开展的大规模的肃反以及由此发生的富田事变和鄂豫皖苏区开展的大规模的肃反为湘鄂西苏区的肃反造成了客观影响。1932年4月，由夏曦控制的中共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发出的《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中指出：“中央苏区的富田事变和红四军(指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引者)肃反的教训，很严重的教训了我们，各种反革命的派别，如改组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托洛斯基派、罗章龙右派，他们总想打入红军和破坏红军”，“因此，就不能说红三军中没有反革命的活动”。加上夏曦的宗派主义思想和家长式的作风，完全混淆了肃反斗争和党内斗争、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将革命队伍中一切对“左”倾领导不满的干部或在工作中持不同意见的干部，以及一般违反纪律的干部和部分干部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特别是把1931年11月中共湘鄂西省委扩大会议和1932年1月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一部分领导干部对夏曦的批评，都视为“反革命的阴谋破坏活动”，因而决定在湘鄂西苏区洪湖地区开展大规模的肃反。对于夏曦领导的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的这个决定，中共湘鄂西省委立即贯彻执行。省委书记杨光华召集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崔琪、省委组织部长杨成林、宣传部长万涛、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彭之玉、少共省委书记周美堂等人开会，通过了由杨光华起草的《关于开展肃反工作的决定》，并以省委的名义密令各级党委加紧肃反斗争。同时，省委还向各县派出干部，检查督促各地肃反工作的开展情况。为了领导肃反工作，又专门成立了以夏曦为首，由杨光华、杨成林参加的肃反委员会，并改组了省政治保卫局和革命军事法庭等机关，随即于1932年5月，在湘鄂西苏区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肃反”。这次肃反的起因是：5月上旬，红三军在襄北作战时俘虏了一名国民党下级军官张锡侯，经严刑逼供，张锡侯供认与天汉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杨国茂是同乡，杨又供出苏维埃政府和红三军中一些人是同伙，准备于5月18日在红三军和游击队中发动武装暴乱。接着，又从关向应对红八师特务队长的审讯中，获得了所谓红三军改组派的情况。其中，红三军八师参谋长胡慎己、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红八师二十四团政委谯继汉、团参谋长邓希禹、二十四团一营营长谢锡章、红八师特务队长朱寿谦、红七师二十团团长刘庶植、红九师参谋长黄正金、红九师二十七团参谋长李孝侯等都是改组派军事委员会成员，这些人均被逮捕。案件发生后，由于保卫机关采取逼供信的作法，层层株连，涉及的人数几乎遍及湘鄂西苏区的党、政、军机构。其中，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委员、部长以上干部23人，机关工作人员四五十人，党校学生的半数都是“反革命分子”。还认为宜昌和湘鄂边特委以及江陵、沔阳、川阳三县委的常委是“改组派”包办的，江南县委除书记外，全是“改组派”；监利、荆江、潜江、天潜、天汉、云孝等县党组织内部均有“改组派”，只有监利县委是共产党的纯粹组织。在红军内，红三军团以上干部28人，军委直属机关23人均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夏曦甚至认为，某些地区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而先后作出了解散江陵、沔阳、川阳等县委的决定。更为离奇的是，还宣称湘鄂西苏区的主要创始人、已经牺牲的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周逸群是湘鄂西苏区“改组派”的最高负责人，说他尚在人间且正为国民党出谋划策围攻苏区等等。这次肃反持续时间约两个月，即从1932年5月至7月。湘鄂西苏区党政军群各级干部以“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被捕者1600余人，先后被杀的党政机关主要负责干部有：中共湘鄂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万涛；中共湘鄂西省委委员、中共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中共湘鄂西省委委员、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巡视员尉士筠；中共湘鄂西省委候补委员、中共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中共湘鄂西省委委员、沔阳县委书记冯纯；湘鄂西省委委员刘蜡喜；湘鄂西省委候补委员蓝育才；湘鄂西省委监察委员、汉阳县委书记黄秋松；湘鄂西省委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徐彬；《红旗》编辑毛简青；中共湘鄂西省委监察委员、党校校长、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侯蔚文；湘鄂西省委发行部长陈克昌；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中共湘鄂西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湘鄂西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湘鄂西银行行长戴补天；湘鄂西省政治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材；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王恩平；司法部长朱子贞；土地部副部长陈祖培；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经济部长栩栩。红军中的主要领导干部有：红三军参谋长孙德清、汤慕禹；军政治部主任柳直荀；红三军七师政委彭之玉、王鹤、李剑如；师参谋长赵奇、周荣光；红三军八师师长段玉林；师参谋长胡慎己、吴丹人；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周子服；红三军九师政委孙子俦；师参谋长张应南、胡悌；师政治部主任刘鸣先、吴凤卿等70多人。而汤慕禹、周荣光、周子服、胡悌、吴凤卿等人都是在前任孙德清、赵奇、戴君实、张应南、刘鸣先等人被杀后赴任不久又被杀的。同时，监利、石首、华容、天门、汉川、江陵、沔阳、潜江、荆门、钟祥等10余县县委书记、常委及主要区、乡干部和大批红军中的团营连级干部也被错杀，严重摧残了湘鄂西苏区的革命力量。而在1932年10月，洪湖苏区被国民党军占领前夕，对一些未被杀害的“肃反”对象，夏曦竟下令将他们捆住手脚装进麻袋推入洪湖活活淹死，以致附近渔民不敢下湖捕鱼，因为捕鱼时经常打捞起袋装尸体。这次肃反，使很多党、政、军群单位瘫痪。中共湘鄂西省委各工作部门负责人大部被捕错杀，中共湘鄂边特委因书记周小康被错杀，特委机关被解散。宜昌特委、襄北特委和监利、石首、沔阳、华容、天汉、天潜、汉川、江陵、潜江、荆门、钟祥、云孝、川阳、江南等县主要领导干部被错杀。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团和省苏维埃政府各工作部门负责人均被错杀。80%至90%的省、县、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被定为“改组派”惨遭迫害。红军中，一大批师、团、营、省、县、区等军事干部惨遭捕杀。湘鄂西省总工会张昆弟、龚耀章等被杀，许少卿被迫逃亡，各部门负责人先后入狱，工作处于停顿状态。共青团湘鄂西省委除省委书记外，均遭清洗。共青团江陵、沔阳、江南、川阳等县委均被定为“改派包办”而遭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