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实物货币思想

出处：按学科分类—经济 中国金融出版社《中华金融辞库》第1725页（1970字）

中国从西汉中叶开始不断出现的企图取消金属货币而以实物为币的主张。

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在盐铁会议上，保守的“贤良文学”们首先提出了这种主张。他们批评货币制度越变越坏，认为货币使人民变得奸诈、虚伪，留恋古代“抱布贸丝”的物物交换状态。他们说：“古者市朝而无刀币，各以其所有易无，抱布贸丝而已。后世即有龟贝金钱交施之也，币数变而民滋伪……”(《盐铁论·错币》)他们不懂得“抱布贸丝”的“布”，也是货币。他们的这种复古思想，遭到当时的大理财家桑弘羊的尖锐批评。以后，由于五铢钱币值发生剧烈波动，私铸之风盛行，一些人又认为货币是万恶之源，应该废除，恢复实物。其代表人物就是贡禹(公元前122年～前44年)他列举了使用钱币的五大弊端：妨碍农业生产，破坏风水，有碍治安，不利均平，不利于税收。他认为诸多社会问题都是用钱引起的，“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钱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源皆起于钱也”。(《汉书·贡禹传》)因而主张废除钱币，使用谷帛，连商业也应禁止。贡禹死后40余年，又有人上书汉哀帝取消货币，认为货币是造成百姓贫困的根源，“古者以龟贝为货，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汉书·师丹传》)贡禹们的主张显然是一种复古倒退。东汉章帝时候，谷贵钱贱，政府财用不足，尚书张林认为是因为钱多造成的，提出封存钱币，使用布帛的主张。“宜令天下悉取布帛之租，市买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晋书·食货志》)他虽没有提出废除货币，却主张加以封存，使用布帛，实际上是主张实物货币。

从汉亡到隋立的四百余年中，中国历史除西晋有一个较短的统一局面外，其余时间都处于分裂状态，币制也因而混乱，币值不稳，实物货币及其思想也频频出现。

魏文帝于黄初二年(公元221年)“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竟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问题越来越严重，引起大臣们的议论，魏明帝才采纳司马芝等人的建议，恢复五铢钱。(《晋书·食货志》)

东晋建立(公元317年)后，通货长期短缺。为解决这一问题，桓玄(公元369～404年)于安帝元兴(公元402～404年)中提出废除钱币使用谷帛的主张，遭到孔琳之的批驳，未能实行。(《晋书·食货志》)与东晋同时的中国北方十六国，则长期以谷帛为币，直到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才又开始铸太和五铢铜币。

南朝刘宋王朝建立后，货币一直不足，不能满足商品流通的需要。为解决这一困难，周朗(公元425～460年)又提出“罢金钱”以奖励农桑的办法。但他又提出，“至千钱以还者用钱，余皆用绢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他为了证明这一主张可行，还举例说：“凡自淮以北万匹为之，从江以南千斛为货，亦不患其难也。”他认为，“如此，则垦田自广，民资必繁，盗铸者罢”。(《宋书·周朗传》)因此，他的所谓“罢金钱”、并非完全废除货币，只是在巨额交易时，用谷帛代替金属货币，千钱以下的小额交易，还是用金属货币作流通手段。

到梁朝，沈约(公元441～513年)则提出坚决彻底地废除货币。他认为，货币在古代曾起过“通用济乏”的作用，但其本身的意义并不大，“龟贝之益，为功盖轻”。随着社会的变化，“事有讹变，好敝代起”，农失辛苦，商人事逸，“故穑人去而从商”，“末业流而浸广”，于是，“泉货所通，非复始造之意”。货币原来只是用来购买生活必需品，现在却用来“竞收罕至之珍，远蓄未名之货”，即用来流通珍贵商品，致使“天下荡荡，咸以弃本为事。”货币流通还加剧贫富差别，“丰衍则同多稌之资，饥凶又减田家之蓄”。他认为货币是只有害处无一好处的东西，“钱虽盈尺，既不疗于尧年；贝或如轮，信无救于汤世。其蠹病已深矣”。因此，他主张彻底取消货币，专用谷帛，“固宜一罢钱货，专用谷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使末技自禁，游食知反”，“驱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最终“荡涤圜法，销铸勿遗。立制垂统，永传于后”。(《宋书·孔琳之传》史臣评语)沈约把货币看成是人们弃本趋末的根源，不懂得弃农为商者多了才使货币流通更为发达的道理，因此提出了荒唐的倒退主张。

这种实物货币思想在以后的很长时期还时有显现，及至到了清初，李塨(公元1659～1733年)还发出要“以粟布货物相易”的呼声(见《靳文襄公奏稿》卷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