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社会历史观大辞典》第26页（7914字）
一种主张平等待人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普遍原则和以人的变化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的历史观。
人道主义是Humanism的汉泽，文艺复兴时期的Humanism通常译为人文主义，作为哲学理论的Humanism有时译为人本主义，作为伦理原则的Humanism一般均译为人道主义。Humanism最初专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这就是所谓的狭义的人道主义，后来扩展到启蒙时期以及其他一切形态，这就是所谓的广义的人道主义。
这样，形成了人道主义的多种形态。
大致说来，人道主义历史上有四种形态，现代也有四种形态：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兴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们为彼脱拉克、薄伽丘、达·芬奇、布鲁诺等主张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艺术，反对封建统治和教会统治，以人道否定神道，以人权反对神权。他们提倡个性解放，要求尊重人格。他们的人道主义主要通过各种文学作品、艺术作品和各式各样着作表现出来，缺乏自觉的系统的理论观点，但他们的思想中已经包含了人道原则和人道主义历史观这两方面的内容。在他们看来，古希腊罗马文化是符合人道的，中世纪的封建特权和教会统治则扼杀了人道，文艺复兴就是要恢复人道。
启蒙时期的人道主义。
它是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时期革命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理论。他们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用理论形态表现出来，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卢梭、狄德罗等人，十九世纪的费尔巴哈也属于启蒙思想家之列。他们认为人都有其本质或人性，在封建统治下，人性丧失了，人民起来革命，就是恢复人性，但什么是人性，他们的回答是各不相同的。
卢梭认为人性是自由平等，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人性也就是人权。由于组成社会的需要，个人通过契约把自己的权利部分转让给君主。君主成了暴君，人性丧失了，人民有权利以暴力夺回自由平等，这就是革命，其结果是建立人人自由平等的人民共和国，恢复人性。费尔巴哈认为人性是理性，理性的迷误即人性的丧失，其结果是上帝的产生，因此，不是上帝造人，而人造上帝，但人却对自己创造的上帝顶礼膜拜。
费尔巴哈把这种主体创造出统治自己的力量的现象称做异化。异化的扬弃就是人性的恢复，即人的宗教、理性宗教的建立。
他认为宗教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启蒙思想家们的理论是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论证。
他们理想中的社会实际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空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家们鼓吹抽象人道主义，以全民的全人类的代表自居，但受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他们的阶级立场的限制，他们所说的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理性实际上是残缺的、不彻底的，甚至是虚伪的。当他们的人道主义的局限性和虚伪性在他们取得政治统治后逐渐暴露出来时，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接过了人道主义的旗号，用人道主义历史观为社会主义作论证。
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现代社会主义“它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页)。他们赞同启蒙学者提出的理性、正义、人性、人权等原则，但认为启蒙学者按这些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社会是不合理的、不正义的、不人道的，应该抛弃到历史垃圾堆里去，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是合理的、正义的、人道主义的。“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6页)。
这种历史观本质上同启蒙学者的历史观是一致的，只是目标不同而已。
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这就是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劳动异化理论。
他的这个理论与启蒙学者的人道主义历史观总公式(人——人的异化——异化的扬弃，或人的本质——人的本质的异化——人的本质的恢复)是符合的，但其内容不但已突破启蒙学者的人道主义，也突破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形成人道主义的特殊形态。与启蒙学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即劳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的本质异化了，即劳动异化了。因为工人生产了大量产品，而这些产品反过来成为统治工人、压迫工人的异已的力量，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压迫工人的力量越大。
劳动异化的产生显然与工人的认识无关，而是制度造成的。因此，异化的扬弃，即人的本质的恢复，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取代。
马克思就是这样用人道主义历史观论证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这种人道主义虽然仍然是以人的本质的变化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却没有诉诸自由、平等、理性等头脑中的东西，而是诉诸人类的实践(生产劳动)、经济生活、经济制度、阶级关系和阶级对立，包含了许多唯物史观因素。当他和恩格斯一起发现了生产关系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时，唯物史观便脱颖而出，人道主义历史观这根拐棍便被扔掉了。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的思想从人道主义历史观向唯物史观过渡的中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过渡完成的标志。
现代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在欧洲和亚洲屠杀了几千万人，其残暴凶狠远远超出了古代任何奴隶主和封建主，彻底暴露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性，也使全世界人民认识到实行人道主义的必要性。
因此，大战结束后，要求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便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联合国适应全世界人民的愿望，通过了《人权宣言》和其他人道主义约法。
在这种条件下，西方资产阶级当然不会放弃人道主义旗帜。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有两种表现，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人道主义。
这些国家的政府一直以人道主义来自我标榜，例如，美国政府从1961年开始逐年发表人权报告，俨然以人权捍卫者的人道主义战士自居。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专政本身就是违反人道主义的，如果就新兴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有资格代表人民的话，现代资产阶级早已丧失了这种资格。
他们之所以还要高举人道主义旗帜，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掩盖他们种种不人道的行为，一是为了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自诞生以来就是极不人道的，它的原始积累充满了人民的血泪。在澳洲和美洲，它犯下了许多种族灭绝的罪行。它凭仗着坚船利炮侵略和吞并了许多国家，杀害了无数人民。现代资产阶级至今仍然是各处干着侵犯人权、违反人道主义的勾当。但是，他们却自我标榜是人道主义的代表，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常活动(如镇压反革命暴乱)却指责为违反人道主义，侵犯人权。
他们的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伪善和残暴的本质。
另一种表现是西方哲学家的人道主义，人们更多地称之为人本主义。人本主义是当代西方哲学的两大思潮之一(另一思潮是科学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包括许多流派，着名的有唯意志主义(叔本华、尼采)、生命哲学(柏格森)、实用主义(詹姆斯、托威)、新托马斯主义(马利坦)、人格主义(鲍恩)、现象学(胡塞尔)、存在主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等。这些流派的观点多种多样，甚至截然相反，情况十分复杂，但也有一些共同之点。这些流派的代表们都是一些学者、专家、教授，他们在根本上是赞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他们的基本观点都是从某一方面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论证，但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有所揭露和批评。
他们强调研究人，把人摆在一切理论活动的中心，特别极力肯定和提高人的自我价值，重视人的地位和尊严，把哲学限制在人学范围之内。他们往往把人的一个方面加以夸大，从而形成各自的哲学体系，如唯意志主义夸大意志，实用主义夸大实践的效果，存在主义夸大人的主体存在，因而他们的哲学都是唯心主义的。非理性主义也可以说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如唯意志主义否认意志与理性的密切联系，把意志看成是与理性对立的；实用主义的实践是脱离认识指导的；生命哲学的生命是不受理性支配的本能活动。
与科学主义相反，他们大多对科学技术抱批判态度，认为现代社会的许多弊端与科学技术的发达有关，例如存在主义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主宰了人，吞噬了人，人丧失了自己的独立自主的地位；新托马斯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不能保证人类的进步和幸福。
他们对人性、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地位等一系列人的问题都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观点，并从而提出他们关于人的未来的设想。他们大多主张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依靠爱的力量，发扬人的本性，创造一个人道化的社会，新托马斯主义主张以宣扬神道作为实现人道化社会的途径。西方人本主义思潮有着广泛的影响，不仅对资本主义世界，对前苏联、东欧各国和中国都有明显的影响。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由于西方哲学的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可分为两大流派，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而以人本主义为主。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是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和柯尔施开创的，他们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以西方人道主义传统改造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30年代的公开出版后，这一人道主义思潮受到极大鼓舞，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其代表人物有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尔、弗罗姆、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人；还出现了弗洛依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创始人是赖希，马尔库塞和弗罗姆也从事把弗洛依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代表人物有萨特和勒菲弗尔。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于五十年代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提倡人道主义之后在东欧各国逐渐出现的人道主义思潮，包括许多流派，其中着名的有以布洛赫为代表的东德的乌托邦哲学，以马尔科维齐、弗兰尼茨基为代表的南斯拉夫的实践派，以沙夫为代表的波兰的哲学人文学派。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潮中的各个流派在观点上当然各有其特色，但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共同之点。其共性和特点大致如下：
他们对苏联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基本观点抱批判的否定的态度，但出发点不完全相同。
西方马克思主义反对十月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道路，想探索一条在西方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新马克思主义则反对苏联的经济政治制度模式，想建立一种崭新的经济政治制度模式。
他们力图超越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自己的崭新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们往往以某种现代哲学为基础来阐明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
这就是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的那些奇特称呼的由来。但这个特点在新马克思主义那里不明显。
或者说，西方哲学对他们的影响是间接的，是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而发生影响的。
他们都赞同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而且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理论是他思想上的倒退。
他们宣称自己是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的忠实的信奉者，而且用它来分析当代社会和设计人类社会的未来，当然他们的具体结论是多种多样的。
他们都赞同抽象人性论。
但什么是人性或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与人的存在的关系怎样，他们的回答是各不相同的。例如弗罗姆根据弗洛依德的理论认为绝对的人的本质是食欲和性欲，相对的本质是二者在各个不同时代的具体的表现；对一个人来说，他的本质先于他的存在。
而萨特则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对一个人来说，他的存在先于他的本质。新马克思主义比较忠实于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论述，即把人的本质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劳动，但由于他们坚持以人的本质的异化与恢复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历史，人的本质仍然是被抽象化了。
他们对人的本质的异化理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异化是解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谜的钥匙，新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异化是解开现代社会主义社会之谜的钥匙。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有的人都异化了，不仅工人异化了，资本家也都异化了；异化不仅表现在经济制度和政治生活中，而且渗透进了日常生活，包括家庭生活。
社会是异化的社会，人是异化的人，人都成了单面人或畸形人。新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毫不逊于资本主义社会。
沙夫直接了当地说，马克思把异化限于资本主义，以为私有制消灭了，异化就消失了，是纯粹抽象推理的结果，事实上，私有制只是异化的一个根源，还有分工与商品经济也会导致异化。他们还进一步认为国有制中的工人也异化了，因为工人受雇于国家与受雇于资本家，对工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
此外，他们还激烈地抨击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现象。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极因素的揭露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把一切都归结为异化就把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单化了。他们的异化理论设定了一个完美的理想的人的本质，仍然摆脱不了抽象人性论的窠臼。他们把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看成资本主义雇佣制，则把两种根本不同的制度混为一说了。
他们都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设想成人人全面发展的社会，并认为这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真谛。这是从他们的异化理论出发必然得出的结论，同马克思的论述也有相似之处。但马克思决不是离开社会生产水平和经济政治制度来抽象地谈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是说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内人才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他说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并不是说任何一群“自由人”随便联合起来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苏联和东欧的人道主义。在赫鲁晓夫于五十年代批判了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错误并明确提出人道主义口号之后，苏联和东欧出现了人道主义思潮，人道主义得到了普遍的认可。除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对人道主义的理解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接近外，苏联和东欧的多数学者对人道主义作了不同的理解。他们认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是解放人，解放全人类，使每一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也就是人道主义的目标。
在他们看来，这种人道主义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而是现实的具体的人道主义，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时，也把抽象的人道主义变成了现实的人道主义。他们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应当符合人道主义的原则，因此，应当按照人道主义原则，也就是全人类利益的原则来规定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之不致引起危害人类生存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资源枯竭、人口爆炸等结果。他们提出了把科学技术人道主义化的要求，并认为这一要求有赖于社会制度的保证。
他们把如此理解的人道主义称做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或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苏联学者不象西方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那样热衷于异化概念，尤其反对把异化概念用于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这是苏联的人道主义的一个特点。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这是中国理论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传统的人道主义进行批判改造的结果，指处理人际关系的平等待人的原则，简称人道原则，是得到多数学者认可的。
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人道主义一直是受批判的，虽然人们并不否认应以人道精神待人，甚至对放下武器的敌人也应予以人道的待遇。六十年代虽掀起过一次批判人道主义的高潮，“文革”期间批得更狠，人性论一定是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不承认有马克思主义人性论；人道主义一定是修正主义，不承认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文革”中确实发生过十分广泛的违反人道原则的行为。“文革”结束后，中国理论界在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时认为过去对人道主义全盘否定的态度是错误的，应该重新研究传统的人道主义，弄清楚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就在这种背景下，苏联、东欧、西方关于人道主义的各种观点涌入中国，中国理论界在八十年代初围绕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1979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文全译本的出版也大大推动了这次讨论的深入。
讨论中也出现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类似的观点，但多数学者不同意这种观点。胡乔木同志的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1983)的基本观点得到了多数学者认可。
讨论并未结束，分歧仍然存在，多数学者的意见大致可以表述如下：
西方启蒙时期的人道主义确实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人道原则，一是人道主义历史观，即以人或人的本质的变化发展来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成唯物史观时批判、否定了人道主义历史观，但对人道原则只是批判其局限性和虚伪性，并未根本否定。
但是，这一区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长期没有明确起来，于是在理论界经常出现两种偏向，不是在否定人道主义历史观时连人道原则一齐否定，就是在肯定人道原则时连人道主义历史观一齐肯定。中国八十年代初期对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的重大历史性成就就是区分了人道主义历史观和人道原则。
人道主义历史观是一种唯心史观，是与唯物史观根本对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批判人道主义历史观中创立了唯物史观并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因此，对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正确态度只能是根本否定。
它同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过去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是唯物史观而不是人道主义历史观，今天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也只能是唯物史观，而不能是人道主义历史观。
资产阶级的人道原则是一个抽象原则，有其阶级局限性，但是可以经过改造后为马克思主义所汲取，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经过马克思主义改造过的人道原则便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或无产阶级人道原则。资产阶级人道原则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有共同之处，也有根本差别。二者都承认每一个人都是人，应受到人的待遇；人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相待；自己具有人的价值和权利。
他人也具有人的价值和权利。但前者表面上是抽象的，实际上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不同阶级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彻底的平等；后者公开宣称自己的阶级性，承认自己是建立在公有制和无产阶级民主基础上，但由于无产阶级的利益同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从未来的共产主义来讲，无产阶级的利益同全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局限性远比资产阶级人道原则为小，而且它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可以彻底贯彻。人道主义的彻底贯彻的结果将是共产主义新人的普遍出现。共产主义新人不是过去某种理想人格的恢复，而是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的潜能的最大限度的发展。
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决不等于人道主义，也不能归结为人道主义，而只是包含人道主义，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当然是人道的，而且是最人道的，严格讲，是唯一真正人道的，但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实现，一定要实现，不是因为它是人道的，而是因为它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这就是唯物史观与人道主义历史观根本不同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