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社会历史观大辞典》第129页（3395字）

中国现阶段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即指反对与四项基本原则根本对立的右的思潮的政治斗争。

这场政治斗争的目的在于，排除干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一股右的政治思潮。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重新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决定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且，通过在这前后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否定“文化大革命”，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使我国开始出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正当党和人民集中精力批判极左思潮，拨乱反正，着手改革开放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候，少数人由极左走向右的极端，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

1979年春，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对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少数同志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立场，在会上发表了不少错误观点。

在会外，社会上少数人在“西单墙”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出版非法刊物，发展违宪言论，呼唤所谓“北京之春”。这些人打着“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旗号，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走到主张“纠正”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说社会主义搞早了、搞错了，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这些人还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到主张否定毛泽东光辉的一生，否定毛泽东思想，而无视毛泽东一生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基本事实；这些人还针对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提出抽象的“自由、民主、人权”要求。有的人甚至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心”中国的人权，还有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万恶之源”，叫嚷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

所有这些都是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的言行。邓小平对此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出现，就是同四项基本原则根本对立的。邓小平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点，并站在斗争前列，指导党和人民坚持基本路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79年3月30日，他针对刚露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理论务虚会结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把我们的立国之本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予以重申。明确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这就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但是，党内有少数同志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缺乏应有的警觉，有的甚至直接间接地给予某种支持，因而他们对邓小平的这个重要讲话，并没有真正接受和认真贯彻。

在1980年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在1986年起草《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时，都发生了原则性的争论。前者主要争论的是，在分析和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要不要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后者争议的重要问题，是《决议》中要不要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由于邓小平的正确指导和绝大多数同志的坚持，这两个争议都获得了正确的结论。然而，在党内和社会上仍有少数人我行我素，与党和人民离心离德，甚至分道扬镳。

有些人或者把四项基本原则，说成是“四根棍子”，或者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对立起来，继续散布或同情、支持自由化思潮，并用以影响和腐蚀青年人。这就致使在一段时间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愈演愈烈，并曾一度泛滥成灾，造成了严重后果；而使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几起几伏，曲折行进。

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它的斗争，首先大量地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80年代初，出现了电影《苦恋》(后定名为《太阳和人》)和一些歪曲党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丑化现实的文艺作品。

《苦恋》给人的印象是，社会主义不好，共产党不好。批评《苦恋》等有错误倾向的作品，阻力很大，进行很不顺利。1983年春，理论界又出现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论争。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是可以研究和争论的。

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当时有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社会主义异化，其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

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这前后，文艺界、理论界、新闻界等领域，不断地冒出一些奇谈怪论和错误的思想观点，污染着思想文化阵地，腐蚀着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灵魂，有些观点甚至带有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并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倾向。

鉴于这种情况，1983年10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严肃地指出，理论界文艺界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思想混乱，提出要反对精神污染，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只进行一个月左右，就因个别负责同志的阻挠而停止下来。一些积极执行中央方针反对精神污染的同志受到非议或攻击，从而使精神污染有增无减。至次年12月，在准备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时，有的同志又主张不要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要提反对精神污染。这“两个不提”实际上就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鼓励和支持，这样就使自由化思潮继续蔓延。这期间，邓小平一直强调要反对自由化，但实际执行中总是难于贯彻落实。这样，终于引发了1986年底部分高校的学潮。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是，个别的中央领导同志仍然消极地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对一些搞自由化的人加以庇护和重用。

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就迅速恶性膨胀，并一度泛滥成灾。

至80年代末，一些搞自由化并以“精英”自居的人物，更加放肆地公开地诋毁四项基本原则，鼓吹在中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经济上，他们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官僚所有制”，是“万恶之源”，主张实行“私有化”；在政治上，他们诬蔑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是“一党独裁”，“封建专制”，主张照搬资产阶级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在思想文化上，他们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指导地位，口头上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实际上要搞“全盘西化”。自由化思潮的恶性泛滥，终于导致出现1989年的政治动乱和北京的反革命暴乱。

自由化和反自由化从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演变为剧烈的政治斗争，是由国际的大气候和国内的小气候促成的。自由化思潮的大肆泛滥孵化出了一股反动的政治势力。

自由化“精英”们通过非法串连和相互勾结，逐渐聚集成为他们自称为“压力集团”的所谓政治反对派。1989年春夏之交，以这些人为骨干，有计划有预谋地策划和组织了波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政治动乱和北京的反革命暴乱。

党和人民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一举平息了动乱和暴乱。这场斗争鲜明地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尖锐对立。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事情一暴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平息动乱和暴乱的伟大斗争，捍卫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成果，给予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以毁灭性的打击。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只要国内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阶级斗争，只要国际垄断资本及其政治代表出于其阶级本性对我还在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只要我国的经济文化在发展水平上尚未超过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就不会绝迹，就会与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相较量。因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至少还要进行20年或50年。

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指的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思潮和政治势力，因此在斗争中要讲究政策，并使这种政治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