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
出处：按学科分类—社会科学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社会历史观大辞典》第599页（2852字）
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学派。
据《汉书·艺文志》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儒家起源于古代的巫、史、祝、卜、创立于孔子，虽经数千年的演变，但尊师孔子，崇尚《诗》、《书》、《礼》、《乐》，但导“德治”、“仁政”，维护封建的等级伦常是一贯的。
孔子之后，儒家分为“子张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八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孟氏之儒和孙(荀)氏之儒。
先秦时期，儒墨并称显学，但在战国中期则是“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孔子的言论已不被重视。为了振兴儒家、孟子和荀子各从不同的角度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形成了战国时期的孟荀两大派别。孟子继承孔子的“天命”观，甚至把“天”人格化，把“天命”视作人格神的意志。
孟子说“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以天子与天下。”“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为也，天也。”(《历章》)但是，在实质上，孟子却又有意识地抬高民的地位，限制王权。孟子是民本主义者，他明确地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民本主义思想。
孟子对孔子“仁”的学说，提出“仁也者，人也，合而为之道也。”(《尽心下》)给予了新的内容，把抽象的“仁”具体地规定为“制民恒虚”的“仁政”(《滕文公》)，要求国君“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尽心下》)他非常同情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他斥责统治者，说：“庖有酒肉，有肥马、民有饥包，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具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了!”(《梁惠王》)他甚至对被孔子斥责过多次的易货所说“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也予以引用，加以肯定(见《滕文公上》)。在人性问题上，孟子是性善论者。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吾固有之也。”(《告子上》)并且认为人有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良知”说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但孟子的整个思想尚有许多唯物主义因素，不能因此判定孟子是主观唯心主义者。
荀子与孟子不同。他作为战国末期儒家的主要代表，哲学上继承孔子的东西不多。荀子批判了孔子的“天命”观，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观点，并且唯物地解释了意识和感觉的关系。
他说“心有徵知”、“徵知则缘耳而知也，缘目而知形也。”(《正名》)荀子的正名思想继承也孔子。但孔子的正名主要在逻辑方面，对中国逻辑学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荀子主要在政治上继承孔子的学说，主张“爱人”“收孤豢，补须寡”，把居民关系经作舟与水的关系，说“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王制》)，但荀子没有“民本思想”，他仍然把民视作“使”的对象。荀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建礼”。这同孔子的“复礼”本质上是相通的，即重建已被破坏的等级观念和等级制度。
荀子说“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重皆有称也。”(《富国》)“由士以上必以礼节之，众数百姓必以法数制之。”(《富国》)主张“有治人，无治法”的人治主义。荀子晚年，为适应地主阶级统治的需要，从政治上批判诸子各家，把子思孟珂指为儒门罪人，把子张、子夏、子游问题为“贱儒”，荀子所尊宗的只有孔子和孔子的老师仲亏。
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直到汉代文景二帝儒家思想不被重视。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罪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于是经学兴盛起来。
汉代经学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大派。古文经学以西汉时期的刘和东汉时期的马融、贾逵等人为代表，主要以古文书写的经典为准，多重于单句之学；今文经学以董仲舒为代表，以隶书书写的经文为准，倡导“天人感应”说和阴阳五个思想，后来发展成了编织迷信。
汉儒把儒家的伦理思想系统代为三纲五常，长期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汉儒除今古文经学两派之外，还有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家、如王充、桓谭等人对董仲舒及其“天入感应”说和编织迷信进行了批判。
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儒家思想受到了冲击；由于东汉末年的农民战争的推动，使烦琐的经学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因此，经学发展到魏晋与北朝时期，便被玄学取而代之。
儒家的复兴，主要在唐中叶到北宋时期。
唐代的儒家代表韩愈提出了复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的“道德”思想，与佛教的“法统”思想相抗衡。
他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珂。珂之死不得共传焉。”(《原道》)韩愈是以儒家的正传自居的。
北宋初期，范仲淹、欧阳修、胡瑗、孙复、介石等人提倡儒家思想，儒家得到了复兴。
儒家发展到宋明时期，形成了以程朱陵王为代表的所谓新儒学。新儒学分程朱理学和陵王心学两大派。理学家们以“理”为宇宙本体，认为理在气质，理是根本；心学家们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是根本。哲学上前者属客观唯心主义，后者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但政治上理学派和四学派并无二致，他们都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都主张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等级秩序。
明清之际，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儒家内部出现了一些启蒙思想家，如愿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开始批判儒家自身的迂腐。戴震系统地批判了儒家的陈腐。
特别是对理学的批判更为激烈。他把理学看作以理杀人的软刀子。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的失败，许多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从西方搬来了进化论和西方的政治制度，于是出现了所谓新学与旧学——尊孔读经的斗争。
五四运动时期，“孔家店”作为封建意识形态象征，被提了出来并且予以打倒。孔子和作为一个学派的儒家便消沉下去了。但儒家的思想仍然影响着中国的社会。五、六十年代，孔子和儒家思想处在被批判的地位。
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出现了一股新的儒学热，试图从各个角落里去发掘从孔夫子起一直到近代儒家思想中为有生命力的东西，并借以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思潮，这种新的儒学热不无社会根源和认识论根源，但是儒家作为一个学派在历史是已经终结了。
儒家作为一个学派，随着它赖以产生的基础的消失而终结了，对于它的产生、发展和消失，以及对于它的思想的影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进行研究仍然是中国学术界的一项重要的任务。